论两会之“不会”(外一篇)

今年的两会说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话很多,能有着落的似乎不多,很多事情该怎么样可能还是怎么样,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两会之“不会”的意思。

今年的两会说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话很多,能有着落的似乎不多,很多事情该怎么样可能还是怎么样,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两会之“不会”的意思。

对于书业,今年的两会最感人的,除了温总理关于读书的一席谈话,就是朱永新教授再次提案设立国家阅读节。总理让人民读书,那是他的本职工作,可朱教授与出版非亲非故,十几年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为出版说话,甚至还像挖山不止的愚公,这种精神就令人感动。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表扬烧炭而死的张思德,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朱教授也算是一辈子为出版做好事的张思德了。记得2004年是朱教授第二次在全国两会提议设立国家阅读节。我们不知朱教授之后又有几次阅读节提案,但据报道,2009年的两会后,新闻出版总署还真的就国家阅读节会商过中宣部和文化部。今年两会,朱教授再次提议以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阅读节,并提出要把阅读作为国家战略,设立阅读基金等。他甚至建议从国家到县的主要领导每届任内至少一次到校园与学生共读。

4月23日是世界阅读节,中国设立一个阅读节当然也很好,但目前的问题还是阅读节是否能够解决国人不读书、不买书的问题。中国的物质文明在众多领域已经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如手机、汽车、家电、高铁等等,但人均购书二十年仍然不到6册。1985年全国图书总印数是66,7亿册,到2008年为69.4亿册,而同期人口从9.6亿增加到13.2亿,大学生在校人数从170万增加到2021万,国家的GDP从9016万亿增加到300670万亿。柳斌杰署长年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未来十年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全国年人均消费图书6册。根据2008年全民阅读调查报告,2008年我国成人人均年阅读图书4.72本,而朱教授说前苏联人每年平均读书55本。

公共图书馆是出版业的另一位衣食父母,美国最大的批发商之一贝克泰勒40%的销售来自于图书馆。据报道我国3000家公共图书馆有600多家全年无一分购书经费。全国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数58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47%,美国这一比例是68%,英国是58%。中国每46万人口才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而国外的数据是:美国每1.3万人,英国和加拿大每1万人左右,德国每6600人。奥地利每4000人,瑞士每3000人。2008年全国图书馆人均购书经费0.794元,有1亿人口的河南只有0.158元。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是0.501册,全部藏书量为5.5亿册,2008年全国图书总印数是65亿册。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主席萨理·费德曼说:“在当代美国的社会网络中,可能没有一个比公共图书馆更能体现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机构了,每年大约有14亿人次到图书馆访问,比持visa的人和到麦当劳的人数量都多。”

中国人不读书,不买书,并不是一个读书节所能够解决的。也许是行业相隔,朱教授对出版产业甚至是文化产业存在的要害问题,对于中国人为什么都不读书,似乎还不十分清楚。应试教育只要教材教辅;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收入更低;公共图书馆经费和投资长期不足;出版业高度垄断,行业的竞争力水平低下;图书品种泛滥,质量注水;新生媒体以新生力量对传统出版陈腐业态的替代等等,出版业的生存发展和全民阅读需求培育有太多比设立读书节更重要、更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动不动就涉及到更高层面的体制问题。因为有了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出版业总是过多地被规则、被适应,还不断地被改革。全民阅读被长期抑制,根子还在体制上,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百姓的问题,社会没有为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条件,就像房价,明明是政府以控制土地抬高房价从中渔利,却还大喊打压房价,此地无银,路人皆知。

我们很感激朱教授的提案。其实朱教授可以在建立国家阅读基金、降低甚至取消书业的税收、公共图书馆立法等政策层面方面作些深度提议,可能更有操作性和现实性,而不是让书记和市长到学校和学生一起读半天书。一个书记或市长到学校和学生一起坐着阅读半天,那怎么读?读书节毕竟不是植树节,可以象征性地做个POSE,发个头条。而且众所周知,眼下中国的政府官员全年职务消费三个三千亿,却是一个最不读书的群体。

还有,全民阅读其实也是一个不与时俱进的概念。媒体的新1日更替是大势所趋,传统的阅读概念已经在起着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过去看《论语》要手捧宝书,现在只要看于丹的电视讲经。一张压缩版的D9可以装进二十多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成本只有几元钱。对于一般老百姓,看一部小说和看一部电影所得到的知识和情感体验,很难说哪个多,哪个少。而且,阅读的金字塔底层是人数最多的百姓,读书对于他们基本只是消遣和休闲和娱乐,他们被规定的社会分工决定了大多数人完全可以一辈子不读一本书,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一台电视机上百个频道已经足够。甚至学生做作业考试现在也不一定要看书,电视和网络会更加方便。全世界一年上百万的新书品种,百分之八十是专业品种,不是给一般读者,而是给写书的人、研究书的人看的。如果影视能够替代传统阅读,我们为什么不呢?说影视和图书互动那是好听,其实图书正在成为影视的食腐者。新浪的视频流量在2008年就已经超过用字母或笔划构成的文字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特别是大众阅读甚至会成为4-陈腐的概念,有人预言,文字,包括印在纸上的和屏幕上的,很快会被视频和音频信息所替代,这叫做五千年的循回。文字本身就是人类在信息传递不能跨越时空而创造的符号。为了解决视频和音频信息的历时性问题,人类大约在五千年前不约而同发明了文字这种可以突破时空的信息载体,但文字毕竟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它肯定不是最好的信息载体,文字对于即时的音频和视频信息,就像一本书的内容提要对于原文。

现在业内很多人还把阅读分为浅阅读和深阅读。把阅读和浏览、传统图书和网络信息相对立。其实阅读可以分为研究、参考、休闲等形态,而不存在深浅的问题;阅读材料只有体裁、品质、容量之别,不能说短的就是浅薄,长者便是专业。诗经很短,唐诗也很短,《共产党宣言》也只有一万多字,爱因斯坦9000字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标志着狭义相对论的诞生。浏览是阅读在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有限的生命应对海量信息,或者说是应对充满太多垃圾的信息世界的本能和必然。网上的图书也并不都是花花草草,不要说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期刊都已经上网,还有人说,现在无论什么图书,只要出版三个月,一般就能在网上找到全文。在各大数字出版平台上销售的数字化图书也都有几十万个品种,而且很快就会超越实体书店。其实,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基本没有过滤机制,而后者进行了规范的信息删选,删选是传统出版的优势和本质,也是现代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应对信息爆炸,21世纪不但是浏览的时代,而且应该是快速浏览的时代。所以,即使要设立阅读节,阅读什么,怎么才算是阅读,也还需要说说清楚。

《国家教育“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是这次两会讨论的热点。首先是教育投资占全国GDP的比重成为众矢之的。近十年的数据是,2002年最高为3.41%,2005年跌至2.16%,到2008年才恢复到3.48%,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2%,其中发达国家是5.5%,发展中国家为4.5%。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要在上世纪末达4%。与此同时,国家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却高速增加,1978年仅为4.71%,2003年上升到19,03%,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出国旅游、公车和吃喝三个三千亿的政府消费触目惊心!

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表示,对教育预算实现4%的目标信心很大,同时感到难度不小。丁学东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求财政重点保障的,包括教育、农业、科技、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点支出项目比较多,实现4%的目标还需要各级政府作出艰苦努力。财政部长的话说得明明白白,4%仍然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教材招投标、循环使用等一系列新政的出台其实与教育经费的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有直接关系。一些发达省份的出版集团近年来每年因为教材新政减少的纯利近亿元,而学校图书馆的经费更是和教育预算有直接的关系。学校缺钱,学生的学费杂费生活费负担沉重,学生到书店购书时自然囊中羞涩。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诸多出版产业振兴规划之类的宏伟蓝图,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出版业应该在构划宏伟蓝图的时候多多关注宏观社会发展环境。比如中国房价飞涨也和出版业关系重大。2009年政府仅土地出让就收人1.6万亿元,而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支出才2149亿元,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一共也只有9000亿。由政府收入囊中的这1.6万亿卖地费都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的血汗钱,随着房价交给了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课税。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数才3697亿元,其中工薪阶层占1849亿元。税收高了,最不是生活必需口的图书(大众市场的图书)自然就首先被节约了。

四万亿的去向也是今年两会所关注的,四万亿据说都用于了修桥铺路,修桥铺路固然可以流芳百世,通往物质世界的路越来越长,越来越宽,但是通往精神家园的路却越来越崎岖艰难。由此想起了杭州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去年以来,杭州的公交车遇到行人过斑马线必须停下来等待,这在全国也很少见,但出租车在任何地方都与行人争分夺秒地抢路,这是为什么,因为指挥棒所指不同。杭州的公交车规定在行人过斑马线时必须停车,否则罚款巨额,而出租车司机是承包的,以效益为唯一指标,必须分秒必争。在以政府为决策主体的社会治理结构中,短期行为在所难免。因为政府是以换届为考核周期,而绿色、教育、文化是在短期内很难见效的投资行为。其实房价也好、绿色GDP也好,杭州的斑马线安全也好,出版主业的发展也好,在中国,只要政府真心实意想干什么,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于是想还是不想也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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