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当论坛发出公告说要采访李财富老师时，桑毓域老师一句话说得好：“等着财富来论坛创造财富。”蔡总编也说：“很期望再次听到这位江南才子的妙语。”在线访谈前，我专程去了一趟合肥与李财富老师面谈。他很和蔼，作为院长，没有一点儿架子。正值管理学院MPA复试的关头，他抽出了宝贵的两小时来接受采访。其间，不时有一些进入复试的学生来询问事宜，李老师均给出相应的建议与指导，极其耐心细致。他的知识储备相当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很健谈，谈话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语言极具感染力。他热爱档案学，常说：“当你接触档案学并慢慢了解时，会发现它很有意思。”“我现在想做的，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档案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他研究档案学史，探究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而对于当前社会上不少学术造假现象则深恶痛绝……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一颗深爱档案的赤子之心。他想踏踏实实做学问，无奈身为院长琐事缠身，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做学术研究，亦为此苦恼不已。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据说他最爱的书籍便是通史了。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他还喜欢读金庸的书。碰见李老师的一位学生，我问她关于李老师的印象。她说的并不多，但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李老师常说，要将档案进行到底!”
张翠平(以下简称“张”)：前段时间，正值研究生招生的重要时期，对这些选择在档案学研究道路上继续奋斗的学子，您有什么话想说呢?
李财富(以下简称“李”)：非常感谢考生们对安徽大学档案学专业的热爱、信任和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专业就不可能永葆青春和活力。希望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热爱档案事业的学子们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一条‘黑道’走到底”。
张：“一条‘黑道’走到底”!您的学生说，您经常把“将档案进行到底”这句话挂在嘴边。能否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李：这句话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精神、一种志向、一种追求。人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一个人除了上学读书，有效工作时间不过几十年，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并适合自己的专业且能做出一点成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档案学专业，迄今已近30年，可以说，我人生的黄金时期都在与档案学专业打交道，“档案”二字已浸入我的骨髓。另外，几十年来，除了档案学专业，我别无他长。因此，“将档案进行到底”既是兴趣所使然，也是“饭碗”所依托。
张：我觉得“将档案进行到底”，没有一定的底气，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得出的，我想知道您如此自信的原因。
李：其实，这与是否自信无关。任何人都可以说“将某某进行到底”，如“将爱情进行到底”、“将婚姻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至于能否进行到底，则依各人的毅力、恒心、环境而定。
张：您个人的发展道路，可以用“顺利”两字来形容。本科毕业工作三年后，读研、读博，回校执教，30岁评副教授，35岁便成为最年轻的教授，又从系主任到副院长、院长。听说，这次在换届选举中，您又一次众望所归，继续担任院长职务。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否做任何事都有持之以恒的决心?
李：运气加努力，使我在职称晋升方面走得比较顺畅。做院长是我的另一种人生经历，“玩票”的成分较多，当然，收获也不少。我的主业是教学、科研，我无意也不可能在“仕途”上走得更远，最终还是要完全回归到学术队伍中去。我曾经多次向学校有关领导提出要“解甲归田”，但未能获准。可能大家觉得我“玩票”比较认真，颇有敬业精神，所以，这次换届选举还是都支持我再为学院服务几年。我这人比较“一根筋”，做事力求完美，以免问心有愧。
张：要做到问心无愧，的确不容易。在之前，与您的交流中，您就提到了“责任”，要负起“责任”，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对于研究档案学的整个队伍来说，也应当如此吧?
李：是的。无论是档案学研究者个体，还是整个档案学研究队伍，都应具有为繁荣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促进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而孜孜以求、“添砖加瓦”的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
张：正是这种责任心加上热爱，所以，您想要尽自己的努力为档案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手头有本您的著作——《中国档案学史论》，我想问：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对于推动档案学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李：这一点已在拙作中提及，此处再略作赘述。“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对于档案学研究者来说，不了解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其专业知识结构就显得不够完整，就很难真正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和科研水平，至少不能算是合格的档案学者。研究中国档案学史，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研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科学体系，丰富档案学研究内容，提高档案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对中国档案学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我国档案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少走弯路，提高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进而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促进我国档案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张：目前，社会各界都在强调可持续发展，档案事业该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李：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有两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可持续发展。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正确处理好档案事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关系，使其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不断优化档案事业内部结构，逐步提高档案管理科学水平，积极而又合理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工作在满足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我认为，要实现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好档案事业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档案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档案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支持，其他各项事业的良性、科学发展也需要档案部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其次，要解决好档案事业内部各项工作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如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与档案实体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档案实体管理工作与档案专业教育工作、档案科研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张：可持续发展要求协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档案工作与之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李：市场经济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充分利用积极影响，避免或减少消极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已经十分现实地提到了各级档案部门的议事日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行对传统的档案工作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影响，包括档案观念、管理体制、管理手段、服务方式等，这些都应进行相应的
调整。市场经济与档案工作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档案工作的公益性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传统档案管理的行政性与市场经济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三是档案内容的滞后性与市场经济的速效性之间的矛盾。改革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必由之路，档案部门只有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赢得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无异于画地为牢、坐以待毙。
张：要适应，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各项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您看来，档案事业亦是如此?
李：创新是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档案事业自然不能例外。无论是档案学理论研究还是档案工作实践，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发展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张：档案学该如何创新?
李：档案学的创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集合概念，包括意识(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等各个方面。档案学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其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渐进过程，是以继承为前提的。当代档案学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档案学理论和档案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的。
张：您在著作中提到：中国的档案学在引进国外理论时“食洋不化，囫囵吞枣”，这其中是否包括备受争议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此理论，各派学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您的观点是?还有您怎样看待这样一种“百家争鸣”的现象?
李：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项西方档案学理论像“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引发的学术争论更是耐人寻味，其持续时间之长、争论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比较科学地揭示了文件(档案)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是现代西方档案学研究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因此，备受国外档案学界的推崇与青睐。当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尽善尽美的绝对真理，如没有考虑电子环境下文件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等。此外，西方学者在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些都说明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尚需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能否中国化”是国内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一时间观点迭出、
“火花”四溅，热闹非凡。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有其合理性，并据此设立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一一文件中心也显示出较多的优越性，但难以在我国普及推行，本人已在相关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支撑这一观点的理由，此处不再重复。“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学术争鸣是理论发展和繁荣的催化剂。近20多年来，众多国内学者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上的争论，极大地活跃了档案学术气氛，拓宽了学者们的视野，推动了相关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
张：在做研究中，“学风问题”无疑会对其研究成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您怎样看待档案学术规范问题?
李：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等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屡屡被曝光，严重地损害了学术界的声誉，玷污了科学殿堂的圣洁。因此，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良好学风的养成除了依靠必要的法规、制度进行约束以外，更多、更主要的则需要学者的自律。古往今来，但凡大学问家无不强调要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甚至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一些大学问家自觉地探求为学、济世之精神，他们既给学术界留下了学问，留下了知识，留下了人格精神，也为后代留下了治学之道、做人之道。档案学研究者应牢固树立学者应有的道德意识和责任心，正确认识学术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切实扭转无引文、无视前人研究基础、无新鲜经验和事实材料的空谈之风，尤其要自觉抵制并反对学术腐败。
张：“学术研究是一项创造性的科学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也是一件需要汗水乃至心血的苦差事，投机取巧者不能胜任”，“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仍然是当今档案学者必不可少的学术精神。”这是您在《档案学者应做道德文章的楷模》一文中所说的话，我想，这也许是对您上述观点的更好补充吧。您是一位潜心做学问的学者，从您的论文语言来看，您的文史功底特别深厚，援例用典似乎是信手拈来，想必您一定读过许多史学方面的书籍?
李：档案即历史，档案学与历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对于档案学专业学生来说，文史知识是其知识体系的基础，没有扎实的文史功底，无论其将来是继续深造还是从事实际工作，都会显得漂浮，底气不足。我很庆幸在本科阶段学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并对文学和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受益匪浅。
张：您的学生们都说您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老师，讲课生动有趣，毫不枯燥乏味。看来您的这些知识储备很有用啊。
李：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所以，选择以教师为职业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否则极易误人子弟。说实话，每次走向讲台，我都如履薄冰，诚惶诚恐。加之现在的大学生都缴费上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就是消费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其提供优质服务(教书育人)。
张：学生说您“很潮”，和他们比较谈得来。和您仅有的一次交流，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您非常健谈，对许多问题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似乎明白了一点，您的成功，应该在于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吧，学无止境!
李：“学然后知不足”。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知识总量以几何级数递增，与此同时，知识老化的速度也在逐步加快，我们只有及时地汲收新的知识，不断地完成知识的新陈代谢，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成为合格的“当代人”。
张：在您所接触的这些传统文化中，有没有一种比较突出的思想影响了您，或者说让您的感触比较深?
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醇，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中的很多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一定要珍视这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并努力使它发扬光大，以造福于整个人类。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鉴别，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此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外的先进文化大量传入我国。对于国外的这些先进文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拒之门外，而应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吸收。
张：看来，您比较钟情于传
统文化，那么，在知识更新异常迅速，各种信息浩如烟海的今天，您怎样引导学生去阅读呢?我觉得如今的年轻人很少有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了。
李：学习应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学习的内在动力来自学习者本人的兴趣与需求，靠别人督促去学习，往往不会有太好的效果，甚至会使学习者产生抵触情绪。当然，大学生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心智尚不够成熟，因此，有必要在学习方面给予其必要的引导。《四书》、《五经》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这些经典书籍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丰富我们的学养。
张：众所周知，您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获得者，这可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啊。这其中一定有许多故事可讲，我们很想听李老师娓娓道来。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有实力，当然就会脱颖而出”，李老师的成就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李：荣誉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努力。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能利令智昏，被所谓的荣誉所累，而应以此作为继续前行的动力。
张：呵呵，李老师很谦虚啊，您的这种精神，是我们目前都应该坚守的。另外，我想替广大学子问一个问题，今年档案专业研究生的招生情况如何?
李：今年，我校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生源比较饱满，录取人数超过了计划招生人数。再一次感谢考生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张：就以往的情况来看，档案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较，应该算是个冷门了，那么，您怎样看待其如今的炙手可热?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李：我没有感受到档案学专业有多么烫手，若果真如此，我也不敢接触了。有关媒体的确有过类似的报道，标题似乎是“风景这边独好”。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档案学专业一度比较红火，档案学专业毕业生经常供不应求，此后，“盛景”不再。当然，这并不是说档案学专业人才已经饱和，社会已经不需要档案专业人才了，而是指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档案职业准入制度，许多不能胜任档案工作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占据了档案岗位，导致大批档案专业毕业生只得从事其他工作。据我分析，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档案学专业之所以就业情况较好，可能与“产量”较小、适应面较宽有关。目前，全国培养档案人才的高校只有30余所，每年的毕业生不过1000多名，因此，相对于其他“布点”多、“产量”大的专业来说，比较容易被消化。
张：您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一文中提到了“开展档案学研究，需要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上述现象，是否符合这种规律?
李：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开展档案学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科研队伍。档案学专业教育机构在为社会各行各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优秀管理人才的同时，也为档案学研究储备了一支具有较大潜质的生力军。当今，活跃于我国档案学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大多毕业于高校档案学专业，接受过系统的档案学专业教育培训，这是我国档案学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您在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到基层从事了三年的档案工作，那时的工作经历，是不是您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中强调“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检验理论(真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上一旦有某种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10所大学更能将科学推向前进”(大意)。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应用学科，档案学的一切理论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并要接受档案工作实践的检验；没有档案工作实践的呼唤，就不会有档案学理论。三年的基层档案工作经历，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时刻提醒我，在研究中不能“客里空”，玩文字游戏。
张：实践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您作为管理学院的院长以及校档案学的带头人，一定是身体力行、大力推动了全院乃至全校的档案事业吧?
李：安徽大学是全国较早创办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其档案工作理应走在高校的前列。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档案工作一度发展迟缓。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学校的档案工作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硬件、软件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本人只是一个“生产队长”，人微言轻，学校档案工作的发展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曾在学校有关会议上多次呼吁要重视档案工作，至于是否多少影响了学校领导的决策，不得而知。“我的地盘我做主”，作为档案学专业出身的院长，如果学院的档案工作“灯下黑”，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我院的前后几任院长所学的专业都与信息有关，都很重视档案工作，因此，在学校的各个院系中，管理学院的档案工作算是比较好的。
张：您现在身为院长，一个您称之为“奉献”的岗位。那么，您将时间、精力奉献给了院里，是否离您“将档案进行到底”的初衷远了一些?
李：没有。我现在仍然承担档案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仍然积极参加国内档案学界的各项学术活动，只不过由于琐事缠身，投入到档案学研究中的时间与精力少了许多，这一点时常让我苦恼、彷徨。
张：呵呵，李老师大可不必如此苦恼。您曾经在“亚太地区档案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篇题为《社会对档案教育工作者的期待》的发言，获得全场的好评，说明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发展档案教育方面啊。
李：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对档案从业人员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仅要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知识，而且具有熟练驾驭现代高新技术的能力；不仅要继续扮演好历史事实的维护者、社会记忆的“保护神”的传统角色，而且要尽快适应档案文件的“监督者”、“审计员”的角色。
张：我今天还想要问的是：学生对于教育工作者的期待是什么?档案教育工作者真能做到像您所说的“将档案进行到底”吗?
李：档案学专业的学生自然希望自己的老师德艺双馨，集教师、学者于一身，融理论家、实践者于一体。当今社会，文化、价值多元，任何人都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权利和自由，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档案教育工作者都以档案专业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张：尽管如您所说，不能要求每一位档案教育工作者都以档案专业教育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不过您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就像您在访谈开篇说的“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一条‘黑道’走到底”。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