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走向和抉择。要想探明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可以通过国共合作的关系演变着手。本文正是通过分析蒋介石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转变，揭示出其阶级属性与政治政策方向，为探究其历史作用奠定基础。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态度转变;历史作用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曾经有人形象的指出：中国近代史主要表现为两个强人之间的争斗史、斗争史，这两个强人便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由此可见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
一、蒋介石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态度转变的过程研究
本人认为蒋介石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转变的转折点在于1923年的访苏之行。访苏之前，蒋介石曾多次表示希冀出访苏俄，而在访苏之行结束后，蒋介石对苏俄的印象就已经大打折扣，并逐渐把这种情绪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身，因此从苏俄回国后，蒋介石就认为不能完全信任苏俄以及其倡导的国共合作能真心实意的帮助国民党完成其国民革命的任务。但是这种情绪并未在公开场合表露出来，仅在与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等国民党内部人士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有所显示。但是随着他在国民党及军队中地位的上升，他的反苏反共本质逐渐暴露。本文将以关键的历史事件为点，以蒋介石地位的上升过程为线，通过梳理蒋介石的地位上升与其态度转变的联系阐述其态度转变的过程，进而分析原因。
（一）1923年出访苏俄前的热情到结束访问回国后的失望
在正式出访苏俄之前，蒋介石就曾表露出对苏俄的极大兴趣。1921年1月12日在邵元冲致蒋介石的信函中就提到“兄之志在赴俄，即非预备在彼处作隐逸，则当然在彼处准备一部分力量，回国担任改革社会也。”这里就间接表露出了蒋介石对于赴苏俄考察并希冀效仿苏俄的成功经验、争取苏俄的帮助的愿望，因为他认为苏俄依靠自己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值得本国效仿。而后因其未被邀请参加孙中山召开有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讨论改组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旋返奉化。以上言行均表明了蒋介石对于赴苏的热情还是很浓厚的。在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赴苏联，考察苏俄政治、军事及党务。
从苏俄回国后，蒋介石由于与苏俄的一些看法存在分歧和矛盾，导致其对苏俄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年11月28日晚蒋介石与赵士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其间就表示出了对俄的防范心理。次年3月2日蒋介石对总理上书中间就提到“今日先生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谀奉承之徒耳。”暗指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是不可靠的，还指出“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之不顾”，意在劝阻孙中山不要过分相信与倚仗苏俄与中国共产党，而要相信党内如自己一般忠心的同志。由此可知，蒋介石回国后就滋生了对苏俄的不信任感，要求孙中山警惕，但是孙中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及追随态度，他只能对其的“联俄联共”思想予以顺从。
（二）国民党一大至主持黄埔军校初期时对国共合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期，蒋介石通过支持马林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体现出其在实际工作中是遵照孙中山的政策的。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几个月后，蒋介石开始了他在黄埔军校的工作。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中共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六十余人;蒋氏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在那一时期对苏俄和共产党员还是比较宽容的，对于苏俄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三）两次东征中的对共产党的暗中警惕
蒋介石的地位由于在东征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有所上升，张国焘回忆说：“那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力”。蒋介石通过两次东征实现了广东的统一，树立了国民革命的声威。
但是，在这一阶段，虽说地位有所上升，但是蒋介石的实力还没有大到可以在公开场合公然表现出自己不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意向，还是得依靠苏俄的帮助，来实现其东征的胜利，于是对外他将自己塑造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定维护者。蒋介石说自己“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同志，吾自信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随后在总指挥部宴请中俄人员时提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这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此时在公开场合还是宣扬自己支持国共合作的。
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他却利用自己已有的权力，一步步试图暗中限制和掌控共产党员的行动，对中国共产党人怀有警惕之心。同年4月7日蒋介石对黄埔第三期学生训话，阐明自己对三民主义立场的坚定，“而与共产党、共产主义立于反对地位，无异于对共产党投一爆裂之巨蛋，因此共产党衔之刺骨，而其害公之阴谋亦日急一日矣。”他认为在这次讲话里自己对于三民主义立场的表明招致了共产党对其的迫害知心，因此开始警惕共产党。
（四）“三·二○”事件前后对国共合作的首次正面冲突与徘徊不定
在蒋介石年谱中，在1926年的开端蒋介石按语：“本年为誓师北伐之年，亦为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之年，中国存亡，革命成败之机，皆在于此也。”这说明了蒋介石本人也认为1926年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正面斗争的开始。
首先，蒋介石开始与苏俄代表季山嘉产生矛盾，认为“季山嘉之专横矛盾，不如免去，非惟为害党国，且必牵动中俄邦交，然料其为个人行动，绝非苏俄当局之意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与苏俄代表关系恶化，然而对苏俄当局还是表示信任态度。
随后，蒋介石又开始疑心中共党人有异心，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内不单纯是为了国民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而是别有所图，“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非常明显的道出了他对共产党的怀疑与痛恨。于是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省城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多人，并围缴罢工委员会械，派士兵监视苏俄顾问住所，似有与共产党翻脸的决心。
但在3月23日蒋介石又因“三·二○”事件向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随后在训话中又提到“至于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学生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似乎表明自己不愿意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表现出徘徊之意。维经斯基后来评价说，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知道，打击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决裂，而同时又进行反帝运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在中山舰事件后举棋不定和施展伎俩的原因。
（五）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北伐时期的矛盾表面化
通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的权力达到了巅峰，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首脑。1927年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动员指令。在准备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开始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出于对北伐的不同见解，共方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而在蒋介石的眼中，共方的议论，只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在这一阶段，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防范，甚至在公开场合也不隐藏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戒心，二者的矛盾似乎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六）迁都之争前后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直接对峙
对于都城的问题，蒋介石坚持要以南昌为首都，而国民政府则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就此展开了迁都之争。1927年1月16日蒋介石到总政治部发表讲话，称“我知道总政治部有很多共产党员，要严防越轨行动”。2月20日后，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纪念周会上发表演说，称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和有“排挤”的趋向，表明“要对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制裁”等等。3月29日蒋介石指使流氓土匪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工人。随后，蒋介石开始部署他的“清共”计划，终于在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二、对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态度演变的原因分析
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从苏俄回国后就认为不能完全依靠“不可信”的俄人，但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以及确实需要苏俄的帮助来完成国民党的反帝反军阀的目标，因而在国共合作前期是比较积极和善意的，但是随着东征和北伐的胜利进行，蒋介石怀疑苏俄和共产党有与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于是渐渐地由对共产党的暗中警惕、试探性的攻击发展到公然反叛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其中有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蒋百里曾评价蒋介石是“有决心的军人……在他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以前，他多少还能忍耐”。无论在起初他是如何的不赞成联俄联共政策，但是在自己的权力还未达到可以影响这种局面时，蒋介石也能顺应局势，助力国共合作，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政策的坚定维护者。但是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时，蒋介石就开始他的行动了，再也不显示他的反共决心了。
其次，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威胁。随着合作的深入，蒋介石越来越怀疑中共的发展和活动会威胁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地位，因而一步步地开始限制、防范共产党，进而发展到最后的反革命政变。
再次，与苏俄代表关系的恶化也是助成蒋介石加快反共的原因之一。由于意见不同，蒋介石先后与苏俄代表季山嘉、鲍罗廷渐生嫌隙，认为苏俄代表没有真诚待他，继而对苏俄以及共产党日生怀疑。
此外，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一派人的怂恿与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内一直不乏有人在蒋介石耳旁吹风，煽动其走到反共的一面。1925年12月3日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报告：“共产势张，四围都非同志”，意在怂恿蒋介石予以监视。对此，蒋介石认为“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讧，愈演愈烈，此足以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党祸急矣。”
三、结论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对待共产党的残忍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尽管最初蒋介石就不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但是也不至于仇恨中国共产党到那样的地步。然而，事情发展到后来，由于国内外以及党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戒心和疑心逐渐增加，最后到了矛盾无法调和的地步，进而背叛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有关联，但终归来讲，这种态度的转变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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