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庸俗社会学观点是由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从而对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以阶级制约性原理作出的一种片面性和简单化的解释。庸俗社会学也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1925年俄共(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但这一斗争因受到干扰而具有不彻底性，影响了理论是非的厘清，因而长期以来不仅给苏联国内。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带来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 庸俗社会学批判 庸俗社会学派 唯物史观 人类文明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有力打击这一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过去，我国学术界对这次理论斗争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对在思想理论上克服这一倾向和思潮，除文艺理论界做了一定努力之外，在其他学术领域很少关注同它的斗争。苏联进行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重温这一理论争论，了解其发生缘起、脉络线索和重要意义，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将不无裨益。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负责文化教育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在贯彻由他本人和布哈林主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过程中，曾同以著名文艺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派发生一系列冲突。大家知道，上述决议的制定是为解决苏联1923-1925年的文艺政策大辩论而引发的。这次文艺政策大辩论，主要是以“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的前身“岗位派”为一方，以大型社会政治和文艺刊物《红色处女地》杂志主编沃隆斯基为另一方，围绕着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和应有什么样的文艺政策而展开的。“岗位派”认为，俄共(布)党还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他们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党员作家组织的纲领，应该成为党的文艺纲领，他们这个组织的政策应该成为党的文艺政策。沃隆斯基作为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作为被列宁委任主办《红色处女地》的负责人，20年代初苏俄文坛的实际组织者，为了维护党的文艺政策，责无旁贷地同“岗位派”对垒，展开了一场论战。
论战的中心是党应该有什么样的文艺政策。“岗位派”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融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岗位派”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他们一派的领导权。“岗位派”和日后的“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这段话，对“岗位派”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沃隆斯基为了维护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以《红色处女地》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针对“岗位派”的极“左”文艺方针进行了反击。他作为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地阐述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但“岗位派”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问题，制订了1925年党的文艺政策决议。
然而，在贯彻党的这个文艺政策决议，主要在纠正、批评“岗位派”一“拉普”错误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以B.φ.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派的阻拦和干挠。
我们知道，庸俗社会学实际上为“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极“左”文化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1920～1922年列宁亲自领导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基本消除了波格丹诺夫的思想政治影响，随之，他所宣扬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也部分地失去了市场；这样，在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拉普”错误的过程中，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另一翼——以B.M.弗里奇和B.φ.中，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就成了横亘在文艺界面前的一大障碍。
B.M.弗里奇和B.φ.彼列维尔泽夫是老党员学者，十月革命前就走上文坛，出版了一系列文艺学著作。他们一向被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学者，所以在当时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颇迷惑了一大批人。实际上他们当时所宣扬的文艺学理论，充斥着不折不扣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1 文学艺术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直接依赖于生产方式”，否定文艺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
2 “社会阶级的制约性”使艺术家“命中注定”只能属于自己本阶级，“不可能超越自己而站在另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上”。
3 艺术形象是“社会阶级的等价物”，作家所创作的形象不可能超越其阶级属性而含有真、善、美的客观真理和价值趋向。
4 文艺风格作为艺术方法的综合，为“社会阶级制约性”所决定，它适应于一定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更替。
5 文学史是风格更替的历史，艺术中风格的斗争反映着阶级斗争。
从这些主要观点不难看出，以B.M.弗里奇和B.φ.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派，观察文艺现象有两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一是把文学艺术的发展直接从属于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二是将几乎所有文艺现象，包括作家世界观、作品及其内容、形象、风格，等等，都直接从作家的阶级出身引申出来，把“阶级制约性”看成是决定性因素。这样，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文艺作品反映的所有方方面面，从创作者本身到作品的内容，从人物形象到艺术风格，从风格到语言，等等，无一不充满着该作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内容，所有一切都不可能容纳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当然，也包括通常被称作普遍人性的内容)。这样，他们就把文艺的阶级性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仿佛过去时代作家创作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艺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利用和继承；无产阶级的艺术也只能由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自己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