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呼啸的东风牌机车，蔚蓝色的中国铁路职工制服，英文标注的粉红色中国制式火车票……对，你没有看错，“中国制造”的铁路如同骏马奔驰在非洲原野上。2018年1月1日，这条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的蒙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蒙内铁路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设，是东非首条电气化铁路，也是肯尼亚建国以来最大的基础性建设工程。这条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首条国际干线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运营”的历史性转型。
蒙内铁路并非中国援建非洲的第一条铁路。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坦赞铁路，到2016年建成的亚吉铁路，再到“中国运营”的蒙内铁路，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基础性投资总额已逾千亿元。不仅是在非洲，在全球各地都有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绰绰身影。这些骄人业绩的取得，与中国日渐强大的国力休戚相关，与共和国70年辉煌的外交成就密不可分。
“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初，新中国的航船桅顶已从地平线崭露尖角。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毛泽东敏锐地将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原则用到新中国外交关系之中，陆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础。
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堡垒却日渐崩溃，这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他们不甘心在华权益的丧失，妄图操纵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内政。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上提出“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坚强决心。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主张，宗旨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权同各国建立的不平等外交关系及其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即不搞所谓的“外交继承”。他还表示对驻在中国的各国使节不应当作外交代表，只视为普通侨民对待。1949年4月，党中央致电正在前线指挥解放宁沪杭战役的邓小平和刘伯承，指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着“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關系。”随后，首任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将这一公告送达至各国政府，表示新中国将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新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很快就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率先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都相继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等新独立的周边国家也相继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1月3日，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西方国家不顾美国阻挠，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英国、法国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作为合法政府的地位。
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同，毛泽东对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尤其是在少数西方霸权国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下，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其宗旨就是不要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承认的问题。在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应当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打扫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余地。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做出的重大外交决策。鉴于此，外交部确定两条建交原则：一是必须愿意同国民党政权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二是双方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建交原则，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国家形象，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一边倒”方针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1949年6月30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旗帜鲜明地指出：新中国的总体外交方针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团结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进步力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广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为之共同奋斗。这就是要联合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联进行访问，并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中东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等事关主权的问题，而且获得了苏联给予的建设贷款和专家、技术人员等支援，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还积极谋求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应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至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与会各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大会宣言之中，这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世界国际关系中的通行准则，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事业所做出的一大创举。
然而，新生的共和国却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仅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从朝鲜、越南等周边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出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直接威胁着国家安全。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也绝不屈服于任何侵略行径。应朝方恳求，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由此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帷幕。面对这场实力极其悬殊的较量，中国人民以坚贞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斗志，最终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一份报告中，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此后，中国人民还积极声援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
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与中美建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愈演愈烈。随着东西方铁幕的落下，世界局势日趋紧张。中苏两国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围绕着一些政治分歧，两国关系也急剧恶化。缘于此，苏联撤走了专家和技术力量，加强了对中国的外交压力和军事部署。与此同时，亚非拉各国在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已成为反帝、反殖民和反霸权的主力军。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敏锐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三个世界”理论，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抛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传统划分，抛弃了冷战思维，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赢得了包括亚非拉各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一致赞赏。1971年10月25日，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强烈呼吁下，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局势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这一系列的外交盛举，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很快，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并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下，中国开始调整对美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释放善意，愿意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1971年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政府借机果断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被国际舆论赞誉为“小球推动大球”。在“兵乓外交”的推动下，美国尼克松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随即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北京会晤了毛泽东，中美关系由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申明了“一个中国”的原则。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后，邓小平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响下，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的邀请率团访华，很快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与香港、澳门问题的妥善解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声春雷，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了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明确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总路线。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妥善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增强了与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中国政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对内搞好改革和开放，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对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在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不断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新格局。
为了妥善解决香港和澳门的历史遺留问题，中国政府同英国和葡萄牙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外交谈判，分别与两国在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为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世界开创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功范例。
多边外交战略与艰难的“入世谈判”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格局宣告终结，各种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化的新时期，多极化趋势明显增强。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重大挫折，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明确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友好外交。1991年，中国政府先后与俄罗斯、独联体各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解决了长期横亘在双方之间的边界问题。1996年4月，中俄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后，中俄又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建立了“上海五国”新型地区安全对话机制（2001年6月，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合作组织”）。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2月，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立包括五个平行机制在内的总体对话框架。1997年12月，江泽民出席首次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确立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中国还同南亚各国继续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1996年，江泽民访问南亚三国，经协商确定，中国—印度建立“面向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巴基斯坦建立“面向21世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尼泊尔建立“世代友好睦邻伙伴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构筑了六方会谈机制，为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还积极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成功互访，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1991年起，中国与欧盟高层实现互访，不久欧盟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关系长期政策》，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长期合作。1998年4月，中欧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还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改善了外交关系。
中国还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实现了高层互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推动两伊问题和中东问题的解决。1996年5月，江泽民访问非洲6国，提出了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仅1997年双方贸易总额就达56.7亿美元，并向非洲国家援建诸多基础性工程。此外，中国还积极致力于推动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囿于历史原因，长久以来中国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缔约国的地位始终未能恢复。1986年7月，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正式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提出恢复中国创始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由此开启了漫长的复关谈判历程。1994年4月，历经艰辛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宣告结束，中国政府和与会各方共同签署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这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文件。1994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谈判代表龙永图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美国、日本、欧盟等国通报了关于复关谈判最后时限的决定，中国提出将在1994年底全面完成复关谈判中所有的实质性谈判，并要求成为1995年1月1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但是在极少数缔约国的蓄意阻挠下，中国未能如愿，“复关谈判”随之变成了“入世谈判”。在恢复了中断近半年的中国复关谈判后，1995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观察员。从1996年开始，中国先后与世贸组织成员国进行了多轮双边磋商。1997年8月6日，中国同新西兰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由此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0月，龙永图率领中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同欧盟、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30多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进行双边磋商，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1年6月，美国和欧盟先后与中国就入世遗留问题达成全面共识。7月，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最终完成了入世前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9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18次正式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组的报告书，标志着中国工作组正式完成了其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至此全部终结。2001年12月11日，在历经15年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位成员国。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成员国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7%，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时代的大国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
进入新世纪，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政府在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上，始终致力于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发展，不断肩负起大国责任，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加深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能源等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在全球和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内外多边外交活动，并经常同各国领导人一起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讨论，加强多边领域合作。2008年8月8日，胡锦涛向世界郑重宣布北京奥运会开幕，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灿烂中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气势恢弘的新篇章。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这些伟大成就，彰显了新世纪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豪迈风采。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睿智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构筑起“十个坚持”的外交思想体系。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學作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目标就是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机制下，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从中非合作论坛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开创性推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华秋实何寻常，如椽巨笔著华章。共和国70年伟大的外交历程和丰硕成果，书写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靓丽风采，擘画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驰而不息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