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斗转星移，时光流逝。那些历尽曲折与磨难，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流血流汗而至今仍健在的人士，无疑是党之精英，国之瑰宝。从本期开始，我刊特辟“口述党史”栏目，以使广大读者有幸聆听这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者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体味岁月悠悠。须提请注意的是，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当事人的回忆与史实难免有出入之处，欣赏时还请您加以明鉴。
凌青，１９２３年４月生，曾用名林墨卿，福建省福州市人。１９４１年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２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１９４２年７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干事。１９４４年赴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在外交部工作，任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１９５１年７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翻译队队长。１９５３年底回国后历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欧美司负责人，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１９７５年任驻委内瑞拉首任大使。１９７８年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５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期间，曾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出席第３５至３９届联合国大会，任副团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和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任中国代表团代表、副团长、团长。１９８５年以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１９９３年起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夫人张联，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他们是新中国外交界的第一对“伉俪大使”。
在风雨飘摇的忧患年代，凌青的兄弟姐妹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未名湖畔的读书会，至今让凌青魂牵梦绕
我曾祖父叫林拱枢，是林则徐的第三个儿子。我的父亲林步随是清朝的末代翰林。他考中翰林后就废科举、建学堂了。考中翰林不久，清朝慈禧太后想搞改革，派一些学生出去留学，就把他派到美国去当“留学生监督”。实际上等于是代表清朝政府管理留学生事务的。民国初年的一些重要外交官大都是留学生，所以，父亲和他们比较熟悉。像民国早期的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王宠惠，和父亲都很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钱其琛同志在苏联也当过“留学生监督”，管留学生。父亲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留学生，哪个系我搞不清楚了。在美国呆了八九年，很长时间。因为这背景，他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父亲回来对我们这些孩子别的影响没有，他强调的就是两条：一是要把中文学好，二是把英文学好。因为他自己就精通这两样，这是他的感受。
我们林家兄弟姐妹一共６个，我是最小的。我和几个哥哥姐姐，５个人在北平学英文。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正好处在中国灾难最深重的年代，青年学生懂事以后就不安心读书了，忧国忧民嘛。
我懂事以后，目睹了日本人占领北平。外国人侵略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要寻找救国的道路。这时候正好我大哥林曾同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大批书，都是抗战以前的一些进步书籍。我也是书呆子型的，从小就喜欢看书。可能是这个原因，看了不少书。
我参加革命是在高中这一段。这个时候看了好多革命的书，上海出版的，一些比较进步的书。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巴金的《家》、《春》、《秋》等。特别是一些理论方面的书，好多好多，邹韬奋的，裴中济的。最后也看了一些马克思的原著，就有点囫囵吞枣了。
高中时，我向一个同班同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抗日的道理。他的哥哥在燕京大学，周围有一批党员，所以我就通过他哥哥认识了一些地下党员。１９３９年就开始跟他们有接触了，以后就参加党的活动，准备入党。入党手续是一个形式问题，思想转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来到了燕京大学，考进去的，考了经济系。因为当时念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感兴趣。然后在燕大正式参加了地下党。以前也搞一些活动，就是没经过这道形式。什么时候入党，形式不是太在意，反正干活就是了。早知道以后还可算党龄什么的，可能还可以早点吧。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十二大”时不是有一条规定么，中顾委委员一定是要１９４２年底以前入党的。后来什么时候入党很关键。当时没这个观念。到后来待遇啊，级别啊，和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有关系。当然你早参加也可能早牺牲，也说不定啊。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１８岁，１９４１年。
在燕大呆的时间不长。后来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吗？战争爆发以后学校就关门了，日本人把学校给关闭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日本兵来后，整个校园都被封锁了。到晚上就更恐怖。我们住在宿舍里，日本人就来抓人。他们有特务，所以事先有个名单，知道是哪些学生。那时候我们还没让他发现。日本人没有掌握我们读书会的情况。当时我们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做“Ｔｒｉｏ”。“Ｔｒｉｏ”原来是“三重唱演出小组”的意思。这个读书会有大三年级的，有大二年级的，有大一年级的，三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这个读书会其实是党的外围组织，通过这个来影响一些学生，争取一些学生，让他们接受进步思想。但是这个读书会也不是单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活动，也请人来讲讲卫生问题啦，健康问题啦，时事啦，等等。我记得当时还谈过对苏芬战争怎么看的。因为那时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打一个小国，有些人就觉得不太理解。这个读书会在日本人封锁燕京大学的时候还没被发现。
燕京大学关门以后，当时也没有别的人出入了。相当一部分进步学生到了解放区。有一些想念书的人去了成都。我们呢，当时因为已经入党了，就得听党的话。我的家在北平，社会条件比较好，隐蔽起来比较容易，所以有条件在北平开展工作。当时领导就说，你们不要走，不要到前线去，你们还留在北平。我们就转到北大继续念书。过了一段时间，参加读书会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有一天，直接领导我的那个人和二姐傅秀找到家里说：日本人发现读书会了。因为有别的人被捕，可能供出你们了。你们赶快走，赶快撤退，最好现在就走。那时候我才１９岁，还小，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领导我的那个人就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姐姐让我住到一个同学家里，但是我还没有找好。他说，如果没有找好，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两人简单收拾了一下，马上就走。他把我带到另外一个燕京大学同学的家里。那个同学叫饶毓普。他的母亲是长期掩护我们地下党的，一直到解放，所以解放以后刘仁还特别到她家看过。他母亲大概不是党员，但是一直保护共产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我就在他家里呆了２０多天。饶毓普后来学航天医学，前几年去世了。
２０多天以后，领导通知我们可以撤出北平了。在这个期间，日本特务确实去过我家。这是事后听母亲讲的。敌人来抓我和我姐姐，没抓到，就留在家里了。大概留了一个人吧，呆了１０多天。他还跟我哥哥讲：没关系，你把他们两个交出来，没什么大事。他这样说，是骗人的。我哥哥也不会把我们交出来。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躲在哪儿，我也没告诉他。留下监视的敌特呆了十几天，没抓到我们，也就算了。
日本军警终于嗅出了味道。凌青和姐姐“走为上”，离开了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城，投奔晋察冀。张春桥和文静当年也在这里……
过了２０几天，领导我的人通过饶毓普告诉我，可以走了，从北平到保定。所以饶毓普就把我送到北平东直门车站。现在没有这个车站了，那时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车站。我们就走到前门大厅，就是现在地铁站那里。当时怕万一有日本人、特务，就偷偷走东直门车站。饶毓普把我送上车。然后我一个人坐火车到了保定。当时保定还是日本人占领着，整个铁路线都被日本人控制了。
在保定下车，到了一个小店，住了几天。当时怎么联系的，具体细节我也忘记了。北平领导我的那个人，后来亲自来保定了。再后来，我姐姐也到了保定。她跟我分开走的，我们在保定碰头。然后那个领导人就找到我，告诉我今天晚上就得走，从保定出城。大概四五个人，或者五六个人，他们熟悉交通，比较熟悉情况。挑一个日本人警戒比较松的时候，而且两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不能一下四五个人一窝上。出城以后，也是这么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可以望到一点，大伙千万不要紧跟。然后就走，走到一个村子停下来。这个村子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他懂得这一行，说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才能走。也就是日本人看得比较松，或者是伪军看得比较松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跟在后面走。就这样，顺利地过关了。只有一个人没有过去，这个人叫王湘，半路不知出了什么事，又回了北平。解放以后还到了外交部，可能是在礼宾司。这样我们就过了那个村子。那个村子是游击区。那天晚上，也不知道爬上爬下过了多少封锁沟。天亮以后，大家就到了根据地边上了。最后到了满城。保定附近有个县城叫满城。当时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就是杨成武。到了满城这个地方，他们就派人来接了。接到以后，因为没到根据地，还得再走。好像是又走了两三天才到了阜平。阜平县是河北省最贫困的一个县。当时阜平县的城南庄附近，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镇，是军区所在地。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也在这里，当时叫北方分局，组织部长就是刘仁。刘仁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文革”中遭迫害去世了。下面的一个科长叫刘慎之，由他来接待我们。刘慎之向我们要名字，让我们改名字。他对我们说：因为你们家在北平，因为已经设有伪政府了，你们得保证家里的安全，别让家里受影响。这样，我就改了现在这个名字。跟原名有点接近，原来叫林墨卿。那会儿思想比较“左派”的，还认为家庭是一个封建家庭，要划清界线，“凌青云而去”么。我姐姐就改了个“傅秀”，原来叫林锦双。因为我母亲姓傅，“锦”就是“绣”。
一开始分配我到华北联大。但是到了以后我就发疟疾了，这样就休息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１０个人里面有八九个得这种病。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没蚊帐，通过蚊子就传染了，很普遍的。之后，就碰上反“扫荡”，就不让再上联大了，回到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到敌工部当干事。部长最初是黎南，我走的时候是康健生。这样我就在敌工部伪工科当干事了。敌工部有敌军工作科、伪军工作科。在敌工部你要懂日文，事倒没做多少。
伪工科干事做了两年。这两年主要就是锻炼，吃了不少苦。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上有了吃苦的经历。条件很艰苦，很差啊，吃不饱。比如说刚一到解放区，端上来的就是半碗小米饭。而且端上来以后，所有的苍蝇都上来，轰也轰不去。那里也很脏，到处是大便，到处是猪圈。住的屋子是一个破土房。再加上日本人的封锁，有的时候他们搞“三光”政策。那个房子，上面都是黑黑的，很多年没动了。炕都是土炕。我们从北平背了一个毯子。没毯子简直没法睡。没毯子就睡在土炕上，睡到半夜蝎子会从上面掉下来。那个地方特苦，刚一去，生活反差很大。后来到了军区要好一点。司令部所在地，条件总要好一点。虽然好一点，但是也吃不上肉，有的时候光是一碗小米饭。有时候违反纪律到地里去偷老百姓的辣椒，掰一下就吃，没菜啊。那个地方有一种植物的叶子，喂牲口的，有时候就拿它煮一煮当菜吃。有的时候也尽量变化一点，总的来说没什么吃的。反“扫荡”完了以后，军区司令员提出来每天要“三钱油三钱盐”。吃肉什么的一年只有一次，或者两次。身上的虱子有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吧。穿的毛线衣上面都是小白点，摘也摘不掉，那是虱子的卵。因为只有一件毛线衣，冬天脱也不能脱。大概等到春天过了以后，把毛衣脱下来煮一下，把卵杀死。洗澡么，有的时候一个冬天大概洗一次。夏天倒还可以。你到河里，愿意洗多少次就多少次，或者山沟里用溪水洗一下也可以。冬天的时候就艰苦了，军区一年给你烧一次水，所有的人去洗。１９４３年敌人“扫荡”３个月。“扫荡”完了以后回来，粮食都没有了。阜平这个地方藻很多。怎么办呢？吃藻泥吃海藻啊。第一顿饭很好吃，有点甜，第二顿饭吃不下了，完全是藻泥啊。当然，也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也有好一点的时候，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夜里睡在山上，因为在村子里不敢呆，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来，那时候也没情报。半夜里就到山上去。那时候，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和我们在一块，她在燕京大学也是地下党。后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怎么抓的呢？当时她还没认识张春桥，没跟张春桥谈恋爱，她跟另外一个什么县的县委书记谈恋爱，也是地下党员。两人在村子里聊天，还点着灯。日本人过来抓，那个县委书记当场就牺牲了。我也是听说的。她被抓以后我就不清楚了。那时候我还小，对文静不太清楚。
最初的那几年还比较好，日本人主要在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军打仗。等到１９４０年以后，看到八路军发展那么快，敌后根据地发展那么快，他们就把力量集中到敌后。１９４２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正面战场停下来了。所以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那时候最苦。毛主席提出一个字——“熬”。熬，熬，熬过去。到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以后，就好起来了。
为了要“熬”，中央当时提出“精兵简政”政策。那时候为了保护干部，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把一批干部送到延安去，我也就被送到延安了。
史迪威与蒋介石“较劲”，罗斯福总统施压。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出现在宝塔山下。中共外交的序幕悄悄拉开
１９４４年，我们离开晋察冀去延安。当时，我们四五个人一起走，都比较年轻。
这年秋天我们到了延安。我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系统的，到了延安归总政系统管。总政组织部部长就是胡耀邦。那年７月，包瑞德上校率领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来到延安。包瑞德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为了做美方的工作，中央当时很需要一些懂英文的干部。当时总政组织部管分配干部工作的李黎对我说：你在燕京大学念过，大概也还懂一些英文吧？美军观察组需要人，到那边去吧。我说：英文啊？哎呀，懂一些，但基础还不够，参加革命后，全都丢了。这样，他就分配我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去复习了３个月。当时校长是曾涌泉，英文系主任是浦化人，教员有马牧鸣等。马牧鸣后来当过驻尼泊尔、西班牙大使。还有外国人林迈可、马海德和王大才等人。林迈可是英国爵士，被称为“伯克勋爵”，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位贸易经济学家。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林迈可是燕京大学教授。他的妻子是中国人。马海德是同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外国医生，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原名叫乔治·海特姆。林迈可和马海德与美军观察组关系不错。王大才是印度尼西亚人，取了个中国名字，这是音译。早先他在第三国际工作，后来从第三国际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回印尼，以后下落不明。王大才在第三国际呆了很久，所以英文也还可以。当年我是Ａ班的，Ｂ班有一个同学官还要大一点，没有在外交部，是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４４年夏秋，中共开始有了半官方外交。以前当然也有外事工作，如周恩来在重庆接待过很多外国朋友，其中多数是进步朋友，但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交往。而美军观察组则是政府派来的，特别是与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交往，都是正式的外交，虽然观察组和赫尔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观察组不是外交机构，但有外交性质，它收集情报，但无法决策。我们虽然不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但有广大的解放区、红色政权和自己的军队，因此双方关系就具有半官方外交的性质。当时，中央还向各局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周恩来草拟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是党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它对以后外交干部的成长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早在１９４２年，周恩来就与美国驻重庆使馆的外交官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思有不少接触，建议他们去延安看一看。１９４４年，当时美国正在谋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美国人想给共产党一些武器，帮助八路军打日本人。美国人想主导太平洋战争，虽然有所推进，但是牺牲很大。根据在太平洋上逐岛作战的经验，估计要打日本本土，在中国大陆登陆的话，必须取得中国军队的大力支持。而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垮得很厉害，特别是豫湘桂战役很快溃不成军，甚至于都要考虑从重庆搬家了。美国人就研究为什么共产党没有什么外援，却还能在敌后发展这么快、这么大、这么强？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就建议派一个观察组来。国民党依靠不了，那就靠共产党。当然，国民党就很不高兴了，就阻挠。但史迪威将军建议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来，他甚至还指出：观察组组长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最后是冲破重重阻挠吧。罗斯福总统的决定，蒋介石也不好再反对了。
美军观察组的全名是“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最初由１８名军官和陆军、航空、通讯、医疗等人员组成，有不少是“中国通”。美国人还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代号，叫“迪克西使团”。不过，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还不到３个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美国就把与蒋介石闹矛盾的史迪威给撤职了。他原来是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最后美国就另外派一个魏德迈中将来代替他。魏德迈到来以后，就彻底反共了，把史迪威的那一套都推翻了。所以观察组也就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不过，当时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对中共而言，毕竟是件大事。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由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情报官员戴维·Ｄ·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两个星期后，观察组的第二批人员也飞到了延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美国人还是寄予希望的，所以，美军观察组成员全部到达延安后的８月１５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最初的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这篇社论最后是经毛主席审改定稿的。毛主席特意还加了“战友们”，就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后来毛主席又给美军一名军官题了“战友之谊”４个字作为纪念。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我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朱老总发表热情讲话，周恩来还向他们赠送了红军八角帽、土布中山装。
美军观察组里面除了军人以外，也有外交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这个人前几年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了。他当时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设重庆）的二秘、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在延安，谢伟思和毛泽东前后进行了５０多次谈话。杨尚昆在回忆录里说：毛主席还向谢伟思提议，美国能不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毛主席在与谢伟思进行的长达６个小时的谈话中指出：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最危险的时刻就将到来。国民党十分依赖美国，对美国俯首听命，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旦内战爆发，美国不要向国民党提供新式武器，不要支持这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的政府。
在观察组，谢伟思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代表。由于他的亲共观点，后来被美国人从国务院开除了。到了延安以后，通过我们做工作，谢伟思对延安情况就比较了解了。所以他就同情共产党，讲了很多国民党不好的话，国民党对他很反感。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反共，“麦卡锡主义”时代开始了。当时有个《麦卡锡法案》，只要他认为你是共产党，你就要受询问、传讯、追查。谢伟思就是被追查者之一。他亲共产党，被带上“红帽子”，影响了他一生。谢伟思本来在国务院里是个很红的人，很有机会被提升，但是因为这个，他就遭受挫折，被排斥，最后做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是美国外交系统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军队系统的。
因为美军观察组的对应单位是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是朱老总，总参谋长是叶剑英，所以，叶剑英那时候经常出面谈问题，接待他们。做事大多是叶剑英。
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任是杨尚昆。我们那时管他叫杨主任。由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当时，在七中全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毛主席和周总理提议杨尚昆兼任组长，王世英和金城为副组长，主要任务就是做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杨尚昆对外以“军委秘书长”身份出面。军委外事组成立的时候我不在，成立以后我才去。当时有４个科：第一科联络科，科长是陈家康；第二科研究科，科长是柯柏年；第三科翻译科，科长是黄华；第四科行政科，科长叫杨作材。当时除了行政科以外，其他科搞业务的干部很少，我去了以后也只有三四个人。有时候研究科是他，联络科也是他，反正时间也不长。后来，陈家康没呆多久就到重庆去了，做周恩来的秘书。后来科长是黄华兼任，一个人又搞联络又搞翻译，就在那儿顶着。柯柏年偏重于研究，马列主义根底比较好，研究美国问题。柯柏年上次讲，周恩来看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是他翻译的。从延安时代起，之后三交镇、西柏坡、外交部成立，到朝鲜停战谈判回来，再去布加勒斯特驻罗马尼亚使馆，柯柏年一直都是我的老上级。柯柏年原来的名字叫李春藩，广东潮州人。他的祖辈都是经商的，开了一家“祥和糖行”。柯柏年有一位大他六七岁的堂兄叫李春涛，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李春涛与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以及广东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东征时期的周恩来都一起共过事。大革命失败前夕，他被国民党右派杀害。我几个科都去，没有主要负责的项目，实际上就是打杂，哪个科事急就去哪个科，甚至还要管外国人的娱乐什么的。有事联络的时候就联络，需要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没事的时候就去研究。当时所谓研究，就是柯柏年从美国人那里搞的一点资料。在柯柏年的领导之下，把这些资料翻译翻译。
中央军委外事组为美军观察组盖起了“豪华”的“窑洞宾馆”。江青和康克清有时也和美国盟军共舞一曲。斯特朗女士搭乘美国军用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了一段永留史册的话……
美军观察组住的那些窑洞是我们建的，是专门为接待美军观察组才盖的，所以比较讲究。它们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墙用的是灰砖，很结实，比较好看。砖块之间还用沙土夯实了。我记得每个窑洞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个脸盆架，一个毛巾架，而且一人一张木床。这在当年是很奢华的，很有气派的。美军观察组的伙食也是我们提供的，虽说简单，但很周到。如果早上没有咖啡供应，陈家康就会为美国人送去芳香的美酒。美国人因为每天有６美元的伙食津贴而向周恩来提出要付点钱，但是我们认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我们就应当管吃管住。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久，就在叶剑英陪同下来到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观看军事表演。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距离延安９０余里。后来，他们还在南泥湾附近观看了八路军的战术表演。同时，观察组成员也看到了“大生产”运动中战士们自己生产的衣服鞋袜，还参加了翻身战士对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的控诉。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这里还要提一下美军观察组的惠特塞。惠特塞是美国的一个中尉军官。他是美空军地面援救组织驻延安的代表，负责向降落在敌占区的飞行员提供尽可能的救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以后，就派这位惠特塞到前线参观。他们好像是去太行二分区机关驻地榆社县堡下村考察抗日根据地的。一天，碰到日军２００余人前来袭击，惠特塞和翻译匆匆躲进了村民的院子。他们本想翻墙突围，但惠特塞身材高大，土墙又高，翻译举了好几次，惠特塞还是翻不过去，摔了下来。最后，日军冲进了院子，惠特塞和翻译当场牺牲。据说，为了夺回惠特塞的遗体，我们部队牺牲了很多士兵。朱总司令还提议建个惠特塞纪念堂。这样，就把延安凤凰山下美军观察组的食堂命名为“惠特塞纪念堂”。现在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这是延安唯一的一座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纪念堂。
美国大兵在延安那段日子也很不好过，没有地方娱乐。他们有时也打打球，下国际象棋等，但总的说来很枯燥，所以我们还得给他们安排娱乐活动。有的时候就打猎。朱德总司令，还有叶剑英，不断地陪他们出去打猎，到山上去打野鸡。打了野鸡回来，就烧了吃。还有就是跳舞，星期六晚上，就到杨家岭礼堂、王家坪大礼堂。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王家坪是中央军委所在地，这两个地方礼堂比较大一些。有时候就组织这些美国大兵去跳舞。女同志都要去的，包括这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也出来，像朱总司令、康克清也来。我跟康克清跳过舞。江青也出来，而且还不止一次。那时候上下级界限好像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大家随着破留声机上转动的旧唱片发出的有噪音的乐曲跳舞。我们还请他们欣赏中国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还有就是扭秧歌。有一次，延安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一些日本战俘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表演了很多节目。美军观察组自己有电影放映机和影片，都是后来从重庆捎来的。那是一台烧汽油的放映机。他们放电影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领导也会去看。我自己很多地方也看不懂，就翻译不出来。中央领导人也不强求，大概就作为一个礼节吧。招待外国人，陪外国人，这些事都有。有时是请客，请吃饭。
美军大兵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如在重庆不断传出“吉普女郎”这一类事件，但在延安则只是很个别的。有一次，一位美国飞行员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女性有非礼举动。第二天，叶剑英就向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交涉，指出：延安不是重庆，在延安男女平等，不存在娼妓现象。结果，包瑞德上校就在内部召开会议，禁止再发生类似情况，要美军官兵尊重延安的价值观，如有违反者，将被遣返重庆作为处分。
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很有特色，给美国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包瑞德、谢伟思有这样的感觉，连观察组的一般成员也如此。当时观察组最年轻的高林斯于９０年代初写了一本书，叙述了在观察组的不少往事。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这多少说明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成功的。在和美国人打交道中，毛主席表现出很大的吸引力，显示了他的外交谈判才能。
１９４４年秋，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个人代表来华。他为调处国共冲突于１１月上旬访问延安，并作为证人在中央提出的五条协定草案上签字。但在国民党拒绝五条协定草案后，他反过来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要求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方案。中共领导人对他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极其愤慨。
我记得胡乔木的回忆录里有一段提到毛主席与包瑞德的对话。赫尔利违背自己的承诺后，包瑞德劝我们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很气愤，毫不客气地对包瑞德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路线，走自己的路，根本不惧怕美国人，不会在乎别人说三道四。１２月８日，毛主席在与包瑞德谈话时再一次义正辞严地阐明了中共对国共谈判的立场，指出：五条协定草案是中共的最后条件，中共已经作了最大让步，同意蒋介石作为领导，同意中共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中共已让无可让。毛主席愤怒地谴责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并说：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共不像蒋介石，并非必须外国的支持。毛主席还表示，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这就是五条协定草案，只要兑现草案，中共愿意加入联合政府。
这一段工作，周恩来讲是“半官方外交”。搞这一段工作的外交人员，现在活着的就剩黄华和我两个人了。本来也就没几个。黄华现在９０岁了，偶尔也出来一下。他最近出版了一本画册，是他过去的照片。这一段时间就是积累了最初的外交经验，对外交涉也有。对外交涉主要是黄华同志，不是我。这是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的时候。
讲到工作，除了内部的联络、翻译、研究外，最重要的就是搞对外宣传和友好联络了。对象除了美国军官外，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朋友。因为当时美国飞机每个礼拜从重庆或北平飞延安一次，所以有很多外国人。有其他国家的，也有美国的一些朋友，坐这架飞机到延安来看一看。其中有进步的，也有不是很进步的。这种事经常发生。如美国著名的记者就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女士、阿屈斯蒂尔、白修德、罗辛格、罗德里克、贝却敌等，英国政府大员克里普斯夫人也曾访问过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短则一两天或三五天，长则几个月，来后都住在美军观察组招待所，由我们给安排会见、参观等项目。毛主席有一篇跟斯特朗女士的谈话是很有名的。毛主席对她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斯特朗女士就是坐美国飞机到延安来的。这些人我们都要给他们做工作，做宣传，上政治课。这里面比较成功的有两例：一个是谢伟思，毛主席同他谈得很多，他后来很同情我们并为此遭到迫害，上面已经讲过了；再一个就是有吉幸治，当时是一个中尉。有吉幸治是美籍日本人，是美国ＯＳＳ的工作人员。ＯＳＳ当时叫战略情报局，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这个机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从战略上来研究各个方面的情况。有吉幸治跟宋庆龄比较熟，宋庆龄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到了延安以后，我们做了他很多工作。有吉幸治会见了各个方面的人。刘少奇见了他，谈党的组织、路线、方针；彭德怀见了他，谈军事、解放区；蔡畅跟他谈妇女运动；周扬谈延安大学；林伯渠谈陕甘宁边区政府、统战政策。大家向他作了全面的介绍。每天晚上我还给他读《解放日报》，译成英文给他听。译得不好的时候，他还给我纠正一下：是不是应这样说啊？当时我也提高了英文水平。这样，他对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就比较了解了，思想也有转变。有吉幸治本来也了解一些我们的情况，之后了解就更深了。回去以后正好赶上“麦卡锡主义”，他也遭到迫害。有吉幸治的儿子前些年还跟我见过面。听他儿子讲，他走到大街上，熟人都躲着他，像躲瘟疫一样，也是很不得志的。他晚年还出版了一个小报介绍我们的情况，还比较友好吧。尼克松访华以后，他在夏威夷组织了美中友好协会。中美关系打开以后，他来过中国一次，７０年代末去世。
对外交涉这样的重要外交工作也有，但比较少，举一个例子，就是烟台事件。１９４５年秋天，当时美军要在烟台登陆。烟台是我们第一个解放的沿海城市，对我们进军东北十分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中央大概考虑一些陆战队登陆后果的问题，就给他一个“抗议照会”。当时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名义发表的。照会就递交给美军观察组转报美方。叶剑英在声明中表示，登陆后发生的一切“严重事件”由“美方负全责”。说了这一类的话。美国人要假装表现出一个调停人的身份，以中间人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就没登陆。这次交涉可能是我们党最早的一个对外国的抗议照会，因此，也有它的历史意义。照会递交后，美方很紧张，内部召开会议，限令官兵一律不准外出，注意观察是否会有群众示威游行，并清理内部机密文件，准备必要时销毁。当然，后来美军未登陆，紧张形势也就过去了。类似这样的交涉不多，因为当时主要是联络、宣传，还有些研究之类。就是在柯柏年同志的领导之下，翻译一些东西。当时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干涉国共战争，会不会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些东西，材料很有限，找材料很困难。主要是靠美军观察组提供的一点材料，但他们肯定不会经常提供。工作主要是这些事。
被尊为“五星上将”的马歇尔国务卿飞抵延安。朱老总微笑着对他说：“我养了一群奶牛。”马歇尔在王家坪作战室感叹：“中共领导１００多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
１９４６年１月，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中共方面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郑介民，美国方面是饶伯森。叶剑英就作为中共的首席代表到了北平。军调部是三人小组，再上面就是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的军事三人小组和三人委员会（就是“三人会议”），商谈军队整编、统编和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翠明庄是当初军调部所在地，就是现在北京南河沿北边那幢建筑。翠明庄是日本人修建的。
军调部成立后，黄华和柯柏年都跟着叶剑英到北平去了，外事组的具体工作就只好由我挑大梁了。因为缺少干部，我就成了矮子里的将军，这叫“赶鸭子上架”。这个时候延安美军观察组还保留着，改名为美军联络组。这个时期的对外联络、翻译什么的，都是我在杨尚昆领导之下做的，不是科长的科长，我下面没人。到１９４６年下半年，人多了一点儿，杨尚昆就搞了一个联络组，任命我为组长，还有其他四五个人。
在这期间，做的事主要是具体的事，其中一个就是联络工作。比如说，当时马歇尔是美国国务卿，访问过延安。
当时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也达成了协议。问题是国共间的“摩擦”并未停下来。马歇尔在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６日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希望和周恩来、张治中一起去华北视察。从２月２８日开始到３月３日，他们从重庆到北平，再到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济南、徐州、新乡、太原等地。３月４日下午１６时，周恩来、马歇尔等一行人马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马歇尔还检阅了延安的仪仗队。
马歇尔访问延安的安排工作就是杨尚昆和当时美军联络组的代组长杨照辉一起负责的。杨照辉是华裔。杨尚昆带着我同杨照辉少校谈过很多次，安排具体接待方案，从飞机场跑道、交通、延河、桥梁到住处窑洞都检查了一遍。杨尚昆为主，带着我，我们具体接待。开玩笑说，当时的我可能相当于后来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第一任交际科长了，因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接待像美国国务卿这样的“国宾”，我是名副其实的科长了。当时杨尚昆就是“礼宾司”抓总的。当然说他是司长也太低了点。他是负责安排毛主席整个怎么接见、什么宴会、什么晚会的。晚会当时演的是《黄河大合唱》。马歇尔来调解国共纠纷，为了显示公正，所以他既到重庆去，也到延安来。他也不想跟你真正谈什么问题，这种访问是礼节性的，只是个姿态罢了。当然他来了我们就得接待，而且还得认真接待，因为他是大人物啊——美国国务卿，五星上将，第一个访问中共延安总部的美国高级官员。所以，我们得认真接待。
从机场出来，马歇尔一行同乘卡车过延河，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总司令设茶点招待，在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见端上牛奶，非常惊喜，问：“哪儿来这么多牛奶？”“我养了一群奶牛。”朱老总微笑着对马歇尔说。晚上７时，毛主席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设宴招待马歇尔。接待的时候请马歇尔吃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延安虽然苦，还是有点东西的，肉是有的，鱼啊什么的也是有的。宴会中还有海味。毛主席对马歇尔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当时我们确实做了精心准备。
接下来，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温馨的新中国。与毛主席、马歇尔同桌的有张治中、朱德、周恩来，还有江青。晚宴后，举行了歌舞演出晚会，除了传统的打腰鼓等节目外，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我们当时安排他们住宿，就住在联络组里，那个专门接待美军观察组的窑洞。抗战时期，太讲究也不可能讲究到哪儿去，大概还有一个活动的卫生间。
在参观王家坪中央军委作战室时，马歇尔十分感慨地叹息：共产党领导１００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
马歇尔到延安也就呆了半天多，戴了一顶帽子，领子翻出来，个子很高。５日上午，马歇尔带领众人离开延安，飞往汉口。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从１９４４年７月起到１９４７年３月止将近３年时间。回顾起来，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４４年７月至日本投降，特别是最初半年多，工作十分活跃，双方进行了多次交谈，美方加深了对我方的了解，我方则争取到美国支持我抗战。但随着史迪威将军被撤换，包瑞德上校被调走，加上战场形势迅速变化，我方目的没有实现。第二阶段，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６年７月。这一阶段主要是美国以调解为名，支持国民党内战，因此，先后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马歇尔将军访问延安。在这一政策考虑下，美国仍有必要在延安保留观察组。第三阶段，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４７年３月初。这是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直至我们撤出延安的时期。美方已无更多实质性外交活动，但仍在观察大打后我方的动向。我方则利用这一对外窗口，广泛宣传我方政策和保持对外接触。总起来说，虽然将近３年的观察组工作没有什么实质结果，但对宣传我方政策、扩大影响、结交国际友人，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这些是当年在延安外事组工作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情况。这一段工作，是我们党最早的官方外交，在我个人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很大转折点。由于这段工作，我在外交系统里，算是最“老”的干部之一。当然，外交部革命历史长的老干部很多，有的甚至是老红军，但作为共产党搞外交，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
（参加本文前期整理工作的还有：郭凡凡、倪钰、徐苗。参加采访的还有：袁红、金筱、孙芳、朱娜飞、沈加佳和王静。全文由宗道一补充、修订并最后定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