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0月10日～11日，由四川音乐学院主办的“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在川音隆重举行。黄虎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声学专家，也是川音众多著名专家学者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他在传统和声与民族风格和声的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十分突出，影响深远。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陆续创作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广为流传的有：《巴蜀之画》 《阳光灿烂照天山》 《峨眉山月歌》等，并载入了多部中国音乐史书；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他又先后出版了《和声写作基本知识》 《转调法》 《简谱入门》 《伴奏音型样式》及《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五部著作；而作为一位诲人不倦的优秀教师，他培养了一批国际国内知名的作曲家， 如何训田、宋名筑、杨晓忠、陈黔、郭峰、林幼平等，可谓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举办黄虎威教授从教60年学术研讨会，亦是对川音提出的“内涵发展、国际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研讨会由“开幕式·音乐作品展演” “学术报告会”和“高峰论坛”三个部分组成，本刊就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进行了整理编辑，在此以飨同行和广大读者。
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教授在
“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柴永柏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教授，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黄虎威教授从教60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代表学院党委、行政，向参加研讨会的各位来宾、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黄虎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声学专家，也是我院众多著名专家学者中的优秀代表之一。在前年我院举办的中国青年歌词大赛的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说：黄虎威教授是他的恩师，也是和声的导师，是川音的“宝贝”。正是黄教授和像黄教授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专家、教授在学院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才使得四川音乐学院能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办学水平和学术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受到学界及社会广泛认可。
这次举办黄教授从教60年学术研讨会，对学校提出的“内涵发展、国际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深入推进我校的学科建设。我校作曲系承担着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省级重点学科、省级品牌建设项目、省级精品课程等多项学科建设任务，是省级优秀教学团队。黄虎威教授曾担任作曲系主任多年，对学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其论著、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得到了国内音乐界的广泛认同。学校将在研讨会期间研究和探讨黄教授在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推进学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建设。
二是努力实践“以德树人、尚美创新”的办学理念，学习黄教授既教书又育人的好品格，学习他对音乐艺术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以及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这次由学校主办、作曲系承办的黄虎威教授从教60年的“学术研讨会”，既体现了学校主张教授治教的办学思想，又体现了作曲系对老主任、老教授的敬仰，更体现了黄教授一大批优秀学子对老师的热爱和崇敬。因此，这既是学术交流会，也是作曲系的群英会。
三是创新文化发展新理念。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举办这次研讨会，使黄教授“扎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创作”的理念得以发扬，从而积极促进音乐作品创作活动，使我校创作出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好作品，也是为创办四川艺术大学再添新力。
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易柯教授为
“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撰文易柯〖=DM2（〗黄虎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在长达60余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黄虎威教授创作了许多高质量的音乐作品，其中《巴蜀之画》 《峨眉山月歌》 《阳光灿烂照天山》 《赛里木湖抒情曲》等作品载入多部中国音乐史书，前三首还入选国家音乐领域学术建设重大工程《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大型系列套书。有70余件成果在《人民音乐》 《音乐创作》 《歌曲》 《儿童音乐》 《音乐探索》等刊物发表。其作品几十年来作为众多演奏家、歌唱家音乐会中的保留曲目，不少作品被选入专业院校教材及中小学音乐教材。
在进行漫长的音乐创作、教学活动的同时，黄虎威教授还对作曲技术理论进行了持久的、深入的研究。《和声写作基本知识》 《转调法》 《伴奏音型样式》 《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等专著先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一书，被著名音乐家樊祖荫教授誉为“一部呕心沥血铸就的传统和声学巨著”。著名音乐家高为杰教授感慨地写道：“这部耗费他二十来年的著作，可不只是一般的教辅资料，而是一部真正的学术巨著。黄先生是通晓传统和声精义的硕果仅存者之一。这样的学者往后也许稀缺。”
应该指出，早在黄虎威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期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作曲技术理论”的“四大件”（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在中国应该是“五大件”，即应加上“旋律写作”的观点与主张，其对学术的思考及学科建设的前瞻性不得不让人折服。
黄虎威教授还是一位德艺双馨、具有儒雅学者风范的音乐教育家。他的和声学生老一辈的有邹承瑞、高为杰、邱正桂、黄万品等，年轻一代的作曲学生有何训田、宋名筑、杨晓忠、郭峰、陈黔等。他们当年都曾在黄虎威教授精心栽培下茁壮成长，今天他们都在不同的专业道路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我衷心地祝愿黄虎威教授身体健康、思维睿敏，艺术之树长青！
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孙洪斌教授在
“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孙洪斌尊敬的黄老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易院长因公出差，我受他的委托在此发言。黄虎威教授花费近60年时间，潜心耕耘、矢志不移、满腔热忱地投身于音乐创作、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请允许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虎威教授表示敬意！对黄先生在音乐道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举行的“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展现了黄老师的音乐思想、创新精神和学术成就，对音乐同仁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的创作态度、教学方法、教育思想也为音乐工作者提供了思路和启迪。
我认为，黄老师的成功，缘于他对音乐的倾心热爱和执着追求，也缘于他对待工作的严谨认真和耐心持重，更缘于他从不张扬、亦不浮躁的个性特征。
黄老师以对大自然和家乡的热爱作为音乐创作的基本出发点，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探索出了一条民族音乐创作的成功路子，在民族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峨眉山月歌》 《巴蜀之画》 《赛里木湖抒情曲》 《阳光灿烂照天山》 《嘉陵江幻想曲》这些浸染着浓郁民族色彩的作品，精致而又严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直受到广泛的欢迎，黄先生也成为了最为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的优秀作曲家之一。
黄先生也是一位理论家，他花费几十年的心血，潜心研究作曲技术理论。鉴于他在作曲技术理论研究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他进行了长达50余年的合作，先后为黄先生出版了《和声写作基本知识》 《转调法》 《简谱入门》 《伴奏音型样式》 《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5部著作。特别是《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这部堪称“巨著”的论著，花费了黄先生20余年时间来撰写，仅草稿就有36斤重，本书已列入四川省十二五规划教材。还有些著作已经重印10余次，印刷总量已达30余万册，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把学生的热情激发出来，那么所有的功课就会被当作一种礼物来领受”。黄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激发学生学习和创作热情的好老师。对待学生他总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黄先生从教近六十载，可谓桃李满天下，学生在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是黄老师的骄傲，也是川音的骄傲。
黄先生在为人、为学、为师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扎实的作曲技术及理论基本功，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谦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德艺双馨的为人准则值得大家学习。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通过广泛的学习与交流，使我院的教学、科研和创作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川音发展，社会的文化繁荣而不懈努力。
中国音乐学院前院长樊祖荫教授的祝词樊祖荫很荣幸能够应邀来四川音乐学院参加“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出席会议的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们，代表赵塔里木院长向会议的成功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黄虎威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60年来，黄虎威教授无论在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教学方面，还是在科研与创作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就卓著。与其学术成就并行不悖的是他贯彻一生的优秀的为人品行，是他为繁荣和发展中国音乐事业而孜孜不倦奋斗的精神！
我与黄教授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央音乐学院共事时。30余年来，我俩在合作共事中密切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发自内心地钦佩他，尊敬他。对于我来说，黄教授既是我的挚友，又是我的兄长和老师。我们常常就和声学等音乐问题交换意见，更多的则是我向他请教，且每次总能得到他耐心而详细的解答，使我受益颇多，常感怀于心。他长期患有胃病，但从不因此而妨碍工作。他对学生总是那样的认真负责，对同事、对工作总是那样的满腔热情，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一名优秀的学者完美结合的风范！因此，我要说，黄虎威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骄傲，也是中国音乐界的骄傲！
衷心祝愿黄虎威教授身体健康，学术之树常青！
为人师表后辈楷模
——向黄虎威先生致敬高为杰我认识黄虎威先生50多年了。最初我有幸是他和声课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再后来，他成为川音作曲系的掌门人，我又有幸充当他的副手搭档。80年代末，我虽然离开四川，但与他仍然不时有所联系。现今他80多了，但今天见他，看起来与我当年初见时的印象几乎没有两样——年轻焕发，充满活力！
黄先生的人品、艺品、学品，一直是我敬重仰慕的楷模。他在创作和学术方面的成就，硕果累累，有目共睹。而他的为人 ，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八个字——真诚善良，虚怀若谷。
记得在文革后期，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恢复教学。由于工农兵学员提议要我上课，经革委会研究批准，同意我开课，但责成作曲系要派两位党员教师监督上课。黄先生是受命来“监督”的老师之一（另一位是刘主任）。当时我还是“牛鬼”身份，让我上课一方面当然很兴奋，觉得自己居然还不是百无一用的废物，另一方面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又自是紧张。当我得知有两位老师要来监督听课倒并没有增加我的恐慌，因为我了解两位老师的正直为人，不会故意整我，反而因为有两位前辈坐镇见证，倒多了些安全感。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革后黄先生与我谈及当时情况时，说他受命“监督”虽属无奈，但竟非常诚恳地说他在听课中“很有收获，学到了不少东西”，真让我诚惶诚恐、无地自容了。其实他是在宽慰我，帮我消解因不堪的往事而可能积存心中的阴影和余悸。由此，可见黄先生为人的宽厚和善良。
黄先生在做学问方面虚怀若谷，是尽人皆知的。我到北京后，他不时给我写信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他不用电脑打字，信常常很长，都是工整书写。每次看到他漂亮的手迹，未及内容，我已感动莫名。而我回信表达的意见，他也都会回信，或真诚赞同，或继续探讨。如此认真虚心做学问的态度，现今能有几人？一般年轻人都难以做到，何况已是一位公认的权威！黄老师真真正正是我们晚辈的楷模啊！
眼下有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和声的学术和教学价值已经过时，甚至认为在中国引进西方传统和声学（特别是指斯波索宾和声学）的教学是一种错误的历史选择。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浅薄的看法。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演进，除了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还必须有向外部的开放借鉴。我把这种开放借鉴在文化艺术上的具体体现归纳为广义的文化“跨步”（crossover）现象。“跨步”促进传统进化是符合系统论中的有序原理的。系统论的有序原理认为，任何系统只有开放，与外界有信息交换，系统才能有序。与外界没有信息交换的封闭系统，就会导致无序而走向衰退、崩溃，直至消亡。
近百年来我国新音乐的发展也得益于“跨步”的推动。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新音乐本身就是“跨步”的产物。因此，引进西方音乐的技法来帮助促进中国的新音乐创造，非但不是偶然甚至错误的选择，恰恰是一种历史必然的正确选择。当然，学术与艺术必须创新，而传统永远是创新的起点。在跨步的进程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两个传统，一个是主体的传统，另一个是客体的传统。因此，要借鉴外来，也就必须深入了解人家的传统。西方音乐的和声技法尽管日新月异，但始终离不开它原本的历史传统。借鉴而不了解人家的传统，那学到的很可能只是皮毛而已。我至今认为，斯波索宾等编撰的和声学是一部总结归纳西方传统和声很好的入门教材（虽然也存在某些不足与缺点）。黄先生穷毕生精力研究这部教材我认为是值得的；年轻作曲学子认真学好这本教材也是值得的，而且定会受用终身。当然，要通过借鉴、跨步来创新，必得经过转化。转，就是转移，将它从原生的音乐环境转移到我们自己的音乐环境中来；化，就是消化，消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方面，黄先生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我认为他许多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作品在和声运用方面是成功而富有创造性的。按照我的理解，黄先生的做法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他非常严格，严格遵从在调性、调式音乐中和声思维与技术的自律共性法则，不依规矩不成方圆，绝不胡来；另一方面，他又有所突破，不完全拘泥于成规，根据音乐性格与风格的特点而大胆突破，探索创新。正是由于坚守这两个原则，造就了他和声手法的完美。黄先生坚守的这两个要则，对我有重要影响并让我受益匪浅，使我懂得如何鉴别和声运用中的对与错、死与活、美与丑。我相信，这两个原则对后学者也是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的。
这里，在学术问题上我不作进一步的深入展开，专家们的研讨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在我满怀着对黄先生敬重和感恩之情来参加这次盛会之时，我再次向黄先生致敬，并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川音钢琴艺术研究院院长但昭义教授的发言但昭义作为一名钢琴教师，能被邀请参加黄虎威教授教学科研创作成果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次研讨会的隆重举行是对老一代教授学者取得的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的总结与肯定、研究与承袭、颂扬与褒奖；体现了学院领导尊师重教、倡导优良师德师风、弘扬老一代专家敬业精神，引领并激励后辈努力进取，为全面提升川音教学水平的战略思考和有力举措。
黄虎威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几十年来，他始终以一位楷模的形象存于我的心中。由热爱而生的执着敬业，由完美追求而生的精益求精，铸就了他今日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以楷模的形象影响着他的同辈和学生们。
在我同黄老师相处的几十年间，他为人谦和、学术严谨、工作敬业、做事认真的高尚品行令我折服。更感激不尽的，是他对我专业上的巨大帮助：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起创作交响音乐《毛主席去安源》时，我和他分在一个组里负责最后一个乐章的创作。时至今日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没有学过一天作曲，没学过半点配器，不懂得总谱，不知晓好多乐器的音域；用什么谱号记谱，它们的组合效果如何等等，真可谓一头雾水。而后来我写在总谱上的每一小节音乐，都是在黄老师悉心帮助下完成的，后来试奏的效果还真让我无比激动。第二次是在编写教材中，我以1957年四川省文艺汇演中达县（达州）一个表演唱为素材创作了一首钢琴变奏曲《放牛娃儿盼红军》，黄老师从结构布局、和声调性到变奏的标题等等方面给予了画龙点睛的指点，提升了作品的专业化水平，使这首作品不仅在四川省创作评选中获得三等奖，还被人民音乐出版社收编于《钢琴曲选1949—1979：少年儿童》中；同时，此曲又作为教学教材以及各类钢琴比赛中的指定曲目而被全国钢琴界普遍采用。第三次是2000年，李云迪去参加波兰“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前，我约请黄老师为李云迪进行了一次参赛曲目的作品分析。我们到成都听他分析讲解整整进行了两天，他为此次的课程做了非常认真细致的备课，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李云迪的眼界从局部的具体演奏跨入到鸟瞰作品的高度，把握住了大型作品的全局和整体，弥补了我们钢琴教师在这方面的不足。毫无疑问，这对李云迪最后的成功是有重要帮助的。第四件事是2011年他担任《但昭义钢琴作品选集》的编审工作，对我的19首作品所做的编审修正，大到理论、和声、记谱、记号、术语，小到音符符干应该向上还是向下……近80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忙了两三个月，让我深感愧疚。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我还必须讲到黄虎威老师在钢琴创作上的成就和在全国的影响。他的钢琴作品不仅以各种方式发表，而且在2010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作品系列”中，他的钢琴作品有幸收录，还被各音乐院校收入教学大纲，并且出现在中国音乐家协会钢琴业余考级的曲目中，被千千万万钢琴学子和业余琴童学习演奏，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民族性和地方特色是黄老师创作的钢琴作品的重要特征。《巴蜀之画》无疑是他最成功的代表作品。1980年，我的学生朱虹代表四川参加文革后的首届“上海之春”，我为她选择了这首能代表我们四川特色的《巴蜀之画》，她的演奏赢得了广泛喜爱和赞赏。《巴蜀之画》表现了作曲家在巴山蜀水风土人情中孕育的真情感受，看似顺手拈来，却处处表现出作曲家的独具匠心；看似简易的谱面，却蕴涵着高难的艺术表现要求，是作曲家艺术境界的写照。这首作品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的教学大纲中，就充分表明了它的分量。作品需要演奏者掌握丰富而有表现力的声音变化技巧，具有以生活体验为基础的艺术想象力和相对应的技术功底；它需要和体现着演奏家的素养和功力，所以多位中国钢琴家将它选进自己录制的演奏专辑中。
《巴蜀之画》仅仅是黄老师教学科研创作成果中的一个缩影，但我从学习演奏和教授这首作品中获益匪浅。在此，深深地感谢黄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并由衷地祝贺黄老师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荣耀，属于川音！属于四川！
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孙洪斌教授在“黄虎威教授教学
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高峰论坛上的总结发言孙洪斌近两天的黄虎威教授教学科研创作学术研讨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展开了创作作品现场演奏和演播会、进行了学术高峰论坛，整个研讨会洋溢着真情、充满着智慧。参加研讨会的所有人一直在一种感动的氛围中学习着、分享着。我们每个人无不满怀敬仰和感恩的心情盛赞着黄虎威教授的道德涵养和学术水平。
黄教授在人格上追求“真、善、美”，在科研创作上追求“高、精、深”，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懈怠。黄教授严谨治学的精神，更是远近闻名，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黄教授创作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珍珠，让每个人都被那美的光芒所透射和感染。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缺乏信念，而黄教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艺术责任，用他的音乐教育、音乐研究和创作，诠释着美的人生，教诲并引导人们崇真崇善崇美。
黄教授在音乐教育和民族和声研究领域树起了一面旗帜，他的生命光彩而灿烂，他是用辛勤和质朴的劳动在时空里雕琢出了深深的人生印迹，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他是学校的宝贝，是川音的骄傲，是四川音乐界的骄傲，也是中国音乐界的骄傲。我们赞誉黄教授，祝愿黄教授健康长寿，艺术之树常青！
我们十分感谢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嘉宾，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和同学；十分感谢媒体界的朋友。黄教授的学术研讨会为我们架起了友谊的桥梁，鼓舞着我们的艺术追求，让我们感谢缘分，珍惜友谊，共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的艺术人才而继续努力！
在“黄虎威教授教学与科研创作成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黄虎威首先感谢学院党政领导和作曲系对我的关心，举办这次研讨会，让我有机会对我的教学、科研和创作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梳理。2003年10月作曲系建系50周年时，曾有过一次包括校友在内的全系聚会。转眼10年过去了，这个月已是作曲系建系60周年。我是1954年7月在作曲系毕业留校工作的。回顾近60年来走过的道路，我衷心感谢川音，感谢作曲系对我的培养和帮助。1954～1956年这两年时间里，我主要做教辅工作和当唱片室管理员，后来还由作曲系安排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因此，独立进行教学工作——教和声和作曲实际上是从1958年才正式开始。到了1963年，刘文晋主任决定我不再教和声，只教作曲，成为作曲教研组组长邹鲁的部下，这样一直到“文革”开始。“文革”结束后，教“作曲” “和声”和“曲式”。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我有一个从完全不懂如何进行教学到熟悉和热爱教学工作的过程。到了教学的后期，也就是“文革”后的37年，我逐渐形成一种包括如何要求自己和如何对待学生的认识，即我的职业是教师，首要的事就是要十分敬业，做好教学工作。要教好作曲课，就必须不断进行作曲实践，不断写作品。这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不这样，就无法指导学生，上课时就讲不出中肯的、令学生信服的观点和意见。教作曲如此，教和声亦这样。如果自己不在创作中运用和声，不积累和声写作的经验，和声就教不活。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有一堂和声课，讲民族调式和声的终止式。下课后，现在的教授、当时的学生姚允文当面对我说：“黄老师讲得好！”他甚至使用了“很棒”的形容词。怎么好？因为他听懂了，教学内容切合实际，实用性强，他有收获。
因此，不断在专业上进取、学习、提高，充实自己，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让他们真正有所收获。
对我来说，专业水平提高固然重要，但是作为一名教师，更重要的是还要忠于职守，要有高度的教学责任心，特别是对那些反应较慢、接受知识能力较差的学生更应重视，多加帮助。为此，我不惜利用我的休息时间给予辅导、补课。
由于在教学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1985年第一届教师节时，我被评为“成都市优秀教师”，获得“成都市劳动模范”奖章。1989年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评奖时，作曲系和教务处上报我的“培养优秀作曲人才”项目，使我获得省上的一等奖。所谓“培养优秀作曲人才”，实际上就是培养作曲家。但仔细一想，要说培养作曲家，这远远不是我一人之力就能办到的，还需要其他老师群策群力、齐头并进。学生在学习阶段时我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们成长，待他们毕业独立之后有否建树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我有不少学生做得很好，比如研讨会册子上列出的何训田、宋名筑、杨晓忠、陈黔、郭峰、林幼平等等，大家只要细心地看看他们在作曲上取得的成就就会承认他们是很优秀很了不起的。作为他们当年的老师，只是把我懂得的东西教给他们，我并不想也不希望他们都要像我。我觉得我的教学是非常开明的，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我教的仅仅是我懂得的东西，学生只是在我这里打下了基础。我的学生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已有一定创作经验，我就尽力帮助他们提高，比如何训田、宋名筑等；另一种是在我这里从头开始学习，比如刘奇琦、毛竹等。初学作曲的学生好比雏鸟，作为他们的老师，我爱他们，我的天职就是尽心竭力地和其他老师一道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直到他们羽翼丰满，飞向无垠的天空。至于他们用什么方法飞，沿着什么路线飞，飞多高，飞多远，飞向何处，目标是什么，就完全靠他们自己了。他们是完全自由的。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的心愿就是他们能比我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好！
在科研方面，主要是出版了几本书。我统计了一下，那几本书到目前为止共印了312830册。有关的情况在研讨会册子文字第3页上有详细的记载。我的写作信念和原则是八个字：“质量第一，一丝不苟”。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实践起来，要真正做到，可真不容易。尽心竭力地把每本书都写好，写到自己满意为止是我始终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曲折的出版过程。1991年底，我接受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约稿后就开始写，因各种原因，直到2000年才出版上册。2004年8月和2005年2月两次将下册书稿（共819页）寄给人音社，这是第一次寄出全部下册书稿，但书稿不久就被我否定。2006年1月第二次寄出全部下册书稿，不久又被我否定。直到2007年6月第三次寄出的全部下册书稿（共898页）才成为最终定稿，但也一直不断去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是2011年3月20日，距2011年6月的出版只有三个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校内的邹承瑞教授和校外的高为杰、樊祖荫、杨儒怀、李吉提等教授都曾热情地帮助过我，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创作和科研是不完全相同的。科研主要依靠缜密的思维，比较理性化，而创作则需要灵感、想象、激情和作曲技巧。我觉得对一个作曲家而言，总会有一个走什么样的创作道路的问题。我历来认为，音乐创作的道路和方法是多样化的，每个作曲家都会按照自己的美学观点、写作目的和兴趣爱好去进行创作。由于美学观点、写作目的、兴趣爱好的差异，从而产生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的各种音乐作品。
描绘大自然，表现对大自然和家乡的热爱是我创作器乐曲的基本出发点。我相信器乐曲能够抒发对景物的感受，能够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巴蜀之画》即体现了当时的创作思想，以后的一些器乐曲也是这样。
熟悉生活和采风是必要的。如果不熟悉巴山蜀水的风土人情和民间音乐，我就不可能写《巴蜀之画》 《大巴山的春天》 《嘉陵江幻想曲》和《峨眉山月歌》等作品；如果没有1963年的赴新疆采风，我也不可能写《阳光灿烂照天山》和《赛里木湖抒情曲》等作品。创作技巧无疑很重要，而创作灵感同样也极为重要。熟悉生活和采风至少是获得和激发创作灵感的行之有效的好方式之一。
采用任何作曲技法都既可能写出成功的作品，也可能写出平庸甚至失败的作品，这取决于技巧水平的高低和技法的运用是否得当。作曲家采用何种技法，应由作曲家自己决定，因为他理应享有完全的自由和主动权。
古语云：“言为心声”。对我而言，就是“音为心声”。我的作品是思想和情感的真实流露和表达，借音乐说出心中的话，抒发真情实感。作品注重体现民族民间音乐风格和地方音乐特色，刻意追求美好动听和富于表现力的旋律与多声写法。
每一位作曲家都会喜爱自己备尝艰辛后写出的作品。虽说“音为心声”，但写作品不仅是为了表述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为了给别人演唱、演奏和欣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期望我的作品能被音乐界同仁和听众接受，并且期望喜爱我的作品的听众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奚劲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