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系统与改变:反思卢曼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摘要:卢曼的社会理论是围绕“沟通”“系统”等关键词建构起来的,聚焦沟通与意义、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复杂性的化约方式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卢曼的社会理论具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卢曼的系统理论可以补充社会工作之中系统视角无所不包、空洞无物之不足,从而探索以“沟通”为中心的、系统取向的社会工作干预路径,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与使命。

关键词:卢曼;系统理论;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640(2020)01-0006-07

一、引言

当代社会理论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全新的阐释和概念与现实世界进行关联,从而促进社会的改变。由此,社会理论与社会工作就有了广阔的结合空间。同时,社会工作需要从社会理论的演进之中汲取营养,以巩固理论基础进而推动理论体系建设,否则社会工作理论就很容易停留在实践的层次而无法进一步地抽象,更谈不上跨学科的影响力。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系统视角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无所不包、但又空洞无物的描述性概念架构,对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整体的复杂性缺乏有力的论述,这使得生态系统视角缺乏强有力的解释力和洞察.力。而卢曼的系统观点可以为此展开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致力于探索复杂的社会形态并尝试突破“理论无用的”瓶颈,可为社会工作的系统视角提供新的理论元素,尤其是增加新的抽象层次较高的核心概念,这一点在英文文献中已有初步的进展。卢曼的理论旨趣是分析我们正在面对的一個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分析的社会。他聚焦于探究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化约其复杂性,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卢曼的社会理论:一是围绕沟通和意义阐释卢曼系统理论的出发点;二是从系统的观点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其后,本文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讨论卢曼的社会学思想与社会工作关联,以期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二、卢曼的社会理论:沟通、系统与分化

卢曼社会理论的核心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型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承接了帕森斯的思考,又是在欧洲理论传统的基础之上创立的。其理论的要点是围绕沟通理解系统的复杂性,进而重新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一)沟通:理论出发点

1.卢曼对沟通的界定

卢曼认为,社会由沟通组成,人只是沟通的环境,沟通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沟通就没有社会,[1]人类的沟通交流即构成社会。当我们提及“沟通理论”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哈贝马斯。诚然,卢曼的沟通理论深受哈贝马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于沟通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reachconsensus)”和“相互理解(mutualunderstanding)”;而卢曼则认为,沟通也具有妥协(makecomprises)的一面,主体需要不断接受系统的规则(acceptionofsystemarguments),才有可能继续在社会系统中产生互动。因此,卢曼认为,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共情”,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为了实现系统功能的分化。[2]他进一步解释了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共情”的原因:沟通和意识是相互区分的,一个完整的人(humanbeing)是由意识系统(psychicsystem)和社会系统(socialsystem)组成,[3]意识系统能够感知和思考却不能够沟通,社会系统能够沟通却不能感知。沟通是为了达成互动,意识则是个人体验。感知有可能是单向发生的过程,而沟通却一定是双向的、互动的。除此之外,卢曼的“沟通”是一个中性语词,它不一定是一种哈贝马斯式的“为了达成共识”的积极语词,它的存在是为了完成系统分化(exclusionandinclusion),卢曼并没有对“系统的分化”加诸价值判断。

2.卢曼与哈马贝斯对沟通的不同理解

卢曼与哈马贝斯对于沟通的不同理解源于二者对于意义概念的不同理解。哈贝马斯继承的是欧洲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他认为,意义乃是一种只有人类拥有的主观的东西,是需要人类通过某种“体验”和“同情”的方法才能够被领会的东西。[4]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意义”与自然世界独立地区分开来,又产生联结。这种联结是基于人对于“意义”的建构构成了对世界的影响。如果我们仍然把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现代性”的一个社会学家的话,那么他所强调的“沟通的重要性”正是基于“现代性解构了传统的意义”所提出来的。因为现代性造成了“生活世界意义的丧失”,而沟通“可以形成某种新的共识”,[5]这种新的、一致的理解以拯救现代性的“意义丧失”。而卢曼对于“意义”的理解则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他认为哈贝马斯的“旧欧洲”的“意义”阐述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卢曼看来,与其说“意义”是为了达成共识所建构的概念,不如说“意义”是系统进行功能分化的“强制性选择的方式(awaytoexperienceandtohandleenforcedselectivity)”。[6]84也就是说,卢曼所说的意义(meaning)是一种媒介,它链接了现实性和潜在性(actualityandpotentiality),[6]83人们在进行沟通时,就在一种真实性和无数种潜在性中进行了选择。意义是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所共有的媒介。主体之所以能够进人某一个“意义”装置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主体达成和满足了这一意义装置中沟通所需要的“期待(expectation)”,其中包括这一意义装置的准人要求(entryrequirements)和行为规范(behavioralexpectation)。[6]64

3.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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