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史上，1929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可是，这一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乃至世界科学发展史上，却有着极可纪念的日子。就在1929年即将结束的12月2日，年轻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将一件50万年前的猿人头骨奉献到世人面前。这就是后来被方毅副总理誉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头盖骨。而就在“北京人”头骨面世的20天前，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赵亚曾，正在从事地质调查时在云南被土匪枪杀于客栈。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震惊了中国及世界科学界，人们又惊奇地发现，这两件事竟然发生在同一个机构——地质调查所。
与民国相始终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地质调查所这个名字了，但是在70年前，它却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科学机构，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曾是多少欲献身科学的青年梦寐以求的圣地。从1913年9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12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到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消失，它走过了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发展历史。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清朝末年，西方一些学者、探险家和工程师不断来华进行地质考察、探险及采矿工作，带来了近代地质科学知识，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也开始接触学习地质科学，但是政府设专门机构从事中国地质调查和研究则恰恰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著名实业家张謇任总长的实业部的矿政司下设立了地质科，担任科长的是留日回国学生章鸿钊。
章鸿钊字演群，江苏吴兴人，生于1877年，1905年赴日留学，师从日本地质学开山鼻祖小藤文次郎学习地质学，1911年回国后，初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春，章鸿钊南下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组建了地质科并任科长。章鸿钊纵观时势，提出了“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树实利，以免首事之困；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的中国地质科学发展方针。他的所谓“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就是主张成立地质调查（局）所，以为开展中国地质工作的基本。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成立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开展地质暨国土资源的调查。正当章鸿钊踌躇满志，准备一展鸿图之时，动荡的政局打断了他的梦想。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身为工商部地质科长的章鸿钊因工作得不到支持，遂借故转赴农林部任职，设立地质调查所之事不了了之。于是又引出了中国近代地质学另一位奠基者——丁文江。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生于1887年，整整比章鸿钊小10岁。丁文江少时聪颖，被人赞为神童。他先是赴日留学，后又转赴英国，考入剑桥大学，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毕业回国。1913年2月，正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丁文江，应邀赴京接任地质科长职务。到京不久，他便上呈《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陈述地质调查在发展实业中的重要性和应处的优先地位，即刻开展地质调查的具体方案。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决定成立一个学校性质的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以三年为期，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人才；同时将原地质科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从事实地调查工作。这两个地质所的所长都由丁文江担任。
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后，由于人才缺乏，实际工作进展不大。直到1916年7月，人称“十八罗汉”的18名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加入，地质调查所才真正开始全面的地质调查工作。1920年7月，地质调查所由矿政司改归农商部直辖，名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此后，地质调查所便一直是部直属机构。
1921年丁文江辞职后，所长一职便由中国地质学第三位奠基人翁文灏代理。1926年翁正式出任所长，并一直当到1938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在对旧北京政府机构接收裁并之初，将地质调查所划归国民政府大学院。由于地质调查所并非纯学术研究机构，而与经济建设紧密相关，最后还是由农矿部接收，名为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30年12月，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后，地质调查所也随之改名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
到20世纪30年代初，地质调查所已经以其辉煌的科学成就赢得国内外科学界极高赞誉，实际已成为全国地质调查和地学研究的中心。它的英译名是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即中国国家（立）地质调查所。
1935年底，地质调查所南迁南京，在北平原址设分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地质调查所被迫西迁重庆。1938年经济部成立以后，地质调查所称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地质调查所先后由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尹赞勋和李春昱主持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地质调查所从重庆复员回到南京。1949年国民党溃败之时，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即将来临的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根据国家科学事业及经济建设需要，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
与艰难相伴随
地质调查所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序幕，可是大幕拉开后却没有可以上台的“演员”，所长丁文江几乎是个光杆司令。1913年冬天，与他同往调查正（定）太（原）铁路沿线地质状况的，仅有一位聘请的德国地质学家。1914年初他赴云南及川黔边界调查西南地质及矿产时，只得独身前往了。为培养人才而成立的地质研究所，甚至连一位愿意且能够担任专职教授的人都找不到。
正在难以为继之时，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婉拒了出任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高薪聘请，加入了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行列。虽然薪水每月只有60元，但翁文灏表示“这种工作很合我的素志”。章鸿钊形容翁文灏的加入，使这一事业“如鼎之有足，不虞覆”，各种工作“得以循序渐进”。
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毕业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原主要担任教学工作的章鸿钊、翁文灏等，也将全部精力转入地质调查工作，人才缺乏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而，当时军阀统治，争权夺利，混战不休，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如走马灯般更迭不断，根本无人真心思虑国家建设、科学发展。地质调查所每年经费预算是6.8万元，实际只能领到4.2万元。而全所职员每年的工资一项已占去3万元，这其中还包括聘外国顾问和派人赴国外进修的全部费用。剩下的1.2万元便是全部科研经费，包括购买图书仪器，出版书籍刊物的费用。就是这样的标准，也还常常是欠薪，经费折扣发放，职员们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当局害怕丘八们哗变闹事，四处借债发饷，却没人操心科学家是否会饿死，科学工作会不会受影响。
地质调查所最初每年都要派8个人分上下两期赴野外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出者每人经费为1000元。余下的4000元经费中，用于印刷专业刊物的约3000元，其余的一切开支都要在剩下的1000元内解决。为此地质调查所尽一切可能压缩开支，非专业人员只有一个会计、一个庶务，两个人一年的薪水不过200元。所长翁文灏连个秘书也没有，所里一切来往书信、公函都由他自己动手，每天写信写得手腕疼。
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丁文江、翁文灏四处奔走，多方联络，先是得到开滦、中兴等六大煤矿联合捐助，以5年为期，每年2万元。与此同时，地质调查所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在科研经费方面逐渐有了改观。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原只有三间平房，仅够存书。1919年丁文江借随梁启超赴欧之机，广泛搜罗欧美出版的各种地质图籍一万数千册，但图书馆“室隘莫容”，一直没开包。地质调查所原有的五间矿产陈列馆也早已不敷使用，许多标本只能在箱子里放着。于是丁文江、翁文灏等又发起向国内各大矿商募捐活动，包括大总统黎元洪在内，许多人都捐了款，共募得银币近4万元。除五分之二用于购置图书外，其余用作新馆建筑。1922年9月，利用社会捐款，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盖起一座新式二层楼房的图书馆，并扩充了丰盛胡同3号的地质陈列馆。
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南京政府派员北上接收，地质调查所却愈发困难。最初地质调查所连专门经费预算都没有，只是由农矿部从办公经费中挤出一部分，每月大约仅千余元。翁文灏为此专程赴京，四处求告，最后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同意与农矿部共同负担地质调查所的经费，才使地质调查所勉强维持下来。可是只过了一年，到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也因经费紧张，停止了对地质调查所的补助。地质调查所于是转而与北平研究院协商合作办法。自1930年3月起，地质调查所同时兼有了“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的名义，经费由双方负担。
其实，对那些矢志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来说，工资低、科研经费缺乏都不算是最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靠搞科学研究发财，他们也已经把自己物质生活的标准降得很低，他们只想着能以自己的才智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做更大的贡献。1920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率有关人员冒着不断的余震，亲赴震区调查。翁文灏一行风餐露宿，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得了营养缺乏症。
一次，翁文灏从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办公桌上见到一份招聘启事，了解到赵亚曾想要离开地质调查所，找一份收入多一点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为了留住难得的人才，翁文灏借口自己事忙，将商务印书馆请其审稿的工作让赵亚曾等几个年轻人来做，使他们有些额外收入补贴家用。其实他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八个子女，也是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留下了赵亚曾的心，却没能留下赵亚曾的命。如本文开始所提及的，1929年11月15日，赵亚曾被土匪杀害，以身殉职。赵亚曾1923年自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考入地质调查所，在师友们的帮助下迅速脱颖而出，6年中共发表论文专著18种，100多万字，显示了天才地质学家的素质，被丁文江、翁文灏等寄予厚望。翁文灏称他“进步之快，一日千里，不仅师长惊异，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刮目相待，十分钦仰”。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3年日军更进逼长城，占领热河，威胁平津。正如翁文灏所说，“在此不啻处于炮火前线，精神上激刺甚深，无法安心工作”。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为防意外事件突发，地质调查所不得不将部分重要图书、标本紧急南运，以防万一。为求长久之计，原本不愿到南京的翁文灏，也不得不为迁址之事四处奔波。南迁不到两年，全面抗战爆发，地质所再次西迁，科学工作遇到了重大挫折。1937年北平沦陷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被日军占领，工作陷于停顿。尤其惨痛的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至今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不仅如此，1944年4月，再次发生了地质调查所科学家遇匪被害的惨剧。著名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技正（研究员）许德佑及青年地质学家陈康（地质调查所技佐）、马以思（女，地质调查所练习员）在广西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
抗战胜利后，历经磨难的地质调查所又回到了南京，期待和平建设的科学家们，碰到的依然是时局不稳，物价飞涨。正像杨钟健说的那样，“一切恢复工作进行得非常之慢，正常的研究工作更加不易推动”。全面内战爆发，地质调查所未能很好地开展科学工作，科学家们盼望着新时代的来临。
与伟业相辉映
自1916年全面开始工作之时，章、丁、翁三人就为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订下了“坚贞自守，力求上进，期为前途之先驱”和科学研究“期符科学之标准，而免为空疏之浮文”的高标准。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的努力，数年之中地质调查所就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绩。所长丁文江却不急于办刊物、公开发表论文和报告，惟恐达不到国际先进标准而有损新生的中国科学界的名誉。正是这样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界有了一个高标准和高起点。1922年，翁文灏代表中国出席了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散发了地质调查所近年出版的成果，内容涉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和地震地质学等重要领域。国际地质科学界惊奇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从最深的地层中冒出来了，发出耀眼的光芒。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科学界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诞生的。例如，翁文灏的“燕山运动”发现，黄汲清的中国的大地构造理论，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谢家荣对玉门石油地质的首次调查，中国矿产地质研究以及白云鄂博、攀枝花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中国第一幅用现代科学方法编制的地质图，中国最早的地震科考和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被誉为“继康熙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的中国地图集，中国第一个土壤调查与研究机构，云南禄丰恐龙的发现，中国人最早对三峡大坝的地质考察，等等。
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间，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成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地质事业辉煌成就的坚实基础。
与这些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同时为中国地质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被胡适称为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人，就是从地质研究所毕业后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后来他们又分布到各个科学机构，例如叶良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谢家荣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李学清任过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庭祜任过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捷、周赞衡长期任地质调查所技正，谭锡畴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技正；还有黄汲清、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1949年以前，地质调查所有丁文江、翁文灏、叶良辅、谢家荣四人先后被举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俞建章和李春昱等10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领域有6人，其中4位来自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其余两位是李四光、朱家骅）。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47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一位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民国时期任何一个科学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些事的时候，心中仍不免有许多感慨、许多自豪和许多苦涩。
（责任编辑 庄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