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9月秋来，我们会迎来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个纪念日：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的“9·18”国耻纪念日，一是经过8年血火泪流之路，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9·3”民族独立战争胜利纪念日。“9·18”事件发生于83年前，但此事是其后14年中国人民尸山血海之路的标志性起点。如果不能更富于历史同情地重构“9·18”的情景，并以此历史的同情之理解回顾这一事件及其与中国现代史的重大关联，很自然会导致对中国现当代史致命的误读。
今天人们纪念“9·18”，往往忽视83年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后见之明使人们很容易误会当时的危机仅仅是单纯的忍受与抗战的政策选择问题。事实上，这一充满道德色彩的思维与当年的现实差别无异于天壤。
1931年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感情和理念的事物，而非政治的实体。当时除因各种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已渐具规模外，名义上的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全国并无组织化的领导政体。相反，由于权力与利益的分歧，仅在事变发生前一年，北伐胜利后形成的新军事-政治集团还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型战争，也就是著名的中原大战。大战尾声时，领导东北的张学良挥师入关，收取华北，从此东北军事集团因横跨东北和华北两地而首尾难顾，这也是日本军阀开启觊觎与冒险之心的端绪之一。
简言之，“9·18”发生的时期，无论日本军阀，还是中国的军政领袖都意识到，中国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并非一个从组织上和认同上统一，以及良好整合的国家。当时中国在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实际不统一所带来的后果是显然的，它带来了两大致命的弱点。
其一，行政的不能统一使外交决策与施行受内部政治的掣肘而无法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使国防经济与备战努力受到极大局限。战前主要国防战备工程均建筑于东南地区，除了因应未来作战方向需求之外，内里原因是中央政府很难有效规划和指挥内地和边远省区的战备资源与设施，包括整军建军在内。
其二，从全国范围来说，这种军政经济等政治结构和组织的不统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是严重的，这种组织不能整合因而政策暧昧无力的状况，使得社会和城市民众，特别是对社会意识塑造有强大影响力又富于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阶层，对中央政治产生严重的隔膜和敌意。而以“安保领国”为核心目标的地方势力，也无不以迎合这种知识阶层与民众的抗敌呼声为政治自保之道。
近代以来的民族意识由于知识阶级的呼唤而觉醒，这种普遍的意识在青年中迅猛流布，到“9·18”发生，这种意识无疑在国族危机的冲击下升华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和政策路线。从此，内部军政集团的冲突再也不能回复到北洋时期和中原大战的规模，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开始直接影响政府的对日决策。尽管政治和行政的统一到全面抗战爆发亦未能最后达成，但很显然，统一的国家政治、国防、行政与经济的发展势头已经显示出来。
“9·18”所升级的统一国家与民族意识，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当时流行的“共赴国难”的纲领性口号。到日本全面侵华爆发6年之后，“共赴国难”已经成为具备雏形的中国统一国家的无上政纲，也是民众普遍认同的政治尺度。任何军事或政治集团，不论其私心目标为何，都不敢违逆这一纲领和尺度，也不得不大张民族主义旗帜以行事。
正是在此意义上，“9·18”事变中东三省丧师失地，不仅被认作东北军政集团的耻辱，同样被看作整个中国民族与国家的耻辱。有这种意识，乃有全面抗战军兴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团结御侮的国家战略。可以说，从“9·18”至“7·7”抗战，近代因外敌侵略刺激产生的中国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终致成型。
这是纪念“9·18”国耻时不可忘记的历史遗教。换言之，民族和国家都非某种天然之物，历史上无数辉煌的民族和国家消失了，即使文化的发挥和传承也未必能保证缔造国族永世长存。当人们停止对独立和自由的信念，不再为信念中的国族而奋战，即使种族和文化能够苟延残喘，其民族与国家的存在也不会再有生命。因此，创建独立的国家以保护人民之自由，这种普遍和坚韧的信念由国耻而点燃，这一切困难和辉煌之路，都从83年前那个悲惨的夜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