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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随着弭兵之会的召开，晋楚两大集团罢兵，中原诸大国乱于内政，而楚国外陷于吴越争霸，内有令尹篡政。随着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古代中国便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皇扫六合统一中国，为时200余年。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基本形成独立国家，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强国群雄逐鹿，是更为彻底的多极格局。
魏文侯建国与其霸业
战国时代，诸侯数量锐减，而大国数量增加为七个。过去晋楚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各大国再次开始鏖战，从而将中国历史推向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现代”国家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数大国也都经历了崛起和衰落。这段历史再次雄辩地证明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论断：好景从来不长久。
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是三家分晋之后形成的魏国，史学家称魏文侯“英敏而有才略”。魏霸中原时期，起于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止于周显王15年（前354年），前后共历50年，其中魏文侯主政38年，志在继承晋国先世之霸业，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东制齐楚，西抑强秦，以控制中原为图；内修政治、外和韩赵。魏文侯在内政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用人，当世之人才吴起、卜子夏、田子方、李俚等皆倾心投奔。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魏的外交方略。三家分晋后，中原大乱，秦、齐、楚必然蠢蠢欲动。魏国继承了晋在战略上最重要的部分，即三河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到：“昔唐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因此，战国初期，魏国霸业首先在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这与春秋初期，郑庄公亦因其地利而成为春秋时期一个“小霸”有相似之处。
魏文侯的对外政策也颇有价值，如果想要抵抗三大强国，仅靠魏一家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必须团结三晋，才有可能稳定住局面。在当时韩赵两国曾经有不睦之事，韩谋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拒之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及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亦同样加以拒绝。韩赵两国初以借师不遂，皆怒魏，后双方皆感于魏之亲己，遂皆朝于文侯。因此在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家形成同盟，而齐秦楚各自为战，孰强孰弱就很明显了。
但是文侯终有一死，与春秋时期的多数霸主一样，霸业止于霸主的寿命。其子武侯乃至其孙惠王，不仅良言不用，因谗言而弃用吴起这样的绝世之才，更开始图谋韩赵，以至三晋同盟破裂。魏由盛转衰。
田齐之兴起与齐霸中原
齐在东方始终是泱泱大国，尽管屡遭变乱，但在战国时期仍然举足轻重于中原。梁启超先生曾评价道：“齐自春秋以来，即为大国，席山海之利，厉工商之业……入战国后，以远在海东，不惧兵革之苦，故齐之繁荣，莫与京焉。”田氏五世相齐，至田和终于篡齐，此事发生在三家分晋13年之后。田和篡齐之后，很快便向四面扩张，西伐魏、南侵鲁、再伐宋、北伐燕。公元前379年，齐威王立，这位与楚庄王同样一鸣惊人的诸侯也书写了一段传奇。而齐国霸业则自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后直到前285年燕乐毅破齐之战止，前后共历57年。
齐威王初即位，与楚庄王一样不理政事，随后齐民动乱、三晋及鲁卫益相侵凌，内忧外患频至。直到继位十年之后，他才开始整饬吏治，肃立纪纲，明定赏罚，民心为之一振。对外则起兵伐赵卫夺回齐长城；击败魏国，后者割地以求和。齐威王时期，兼有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臣辅佐，故齐复强盛，中原呈现齐魏双足鼎立之势。
魏惠王放弃文侯联赵和韩之策，遂使得三晋自乱。公元前355年，惠王以为通过春秋时期那样的简单会盟便可以稳住其他诸侯，展开自己的扩张策略，先后会韩昭侯、齐威王和秦孝公，公元前354年，魏大将军庞涓伐赵，围攻赵都邯郸。赵只得求援于齐，威王发兵，遂有围魏救赵的典故。最终双方决战于桂陵，齐大胜魏惨败。此后魏由于其战略的重要以及自身改变现状政策的实施而四处树敌，秦胁其西、齐威其东、赵踞于北、韩强于南，形势颇为危殆。魏惠王只得先安抚秦赵，集中精力对付相对弱小的韩。
桂陵之战13年后，魏惠王伐韩，韩求救于齐。孙膑献策道：“夫赵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诉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敝，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显然，孙膑之策就是坐观韩魏血腥厮杀，然后韩必以日后听命于齐的代价换取自己免遭亡国，而且届时齐国也可坐收魏军疲劳之利。在具体作战过程中，孙膑以减灶之法迷惑庞涓，最终在马陵一战而胜。随后，秦、齐、赵各趁机迫使魏国割地，后者从此一蹶不振。齐国地理位置与秦类似，经此两战后始终为战国强国，但终为秦所破。
秦孝公之图强与商鞅变法
秦国在春秋时期屡遭晋国所阻，即便强如秦穆公时期，也始终无法逾越晋国的中原霸政。秦孝公21岁即位，此时韩赵魏三国自相攻伐，但是魏国霸业仍未完全衰退；齐则是威王主政，日臻强盛；楚国自吴起离魏适楚，也终于摆脱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之苦，开始尝试进取中原。当此时，各国均开始改革弊政，李俚卜子夏田子方为魏国变法，吴起为楚变法，申不害为韩变法，武灵王为赵变法，商鞅为秦变法。其中，以商鞅之变法最为彻底，组织最为严密，故秦兵最强，最后终于统一中国。
商鞅的政治思想源于法家，也深受管仲等人的影响。其核心内容首先是重农，商鞅认为，农者寡而游食者者众，则其国贫危。凡治国者，患民散而不可抟也；其次是重战，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于战者王；最后是重刑，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则无刑矣。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元年，商鞅变法开始付诸实施。当时所有秦民及诸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加以反对，商鞅驳斥之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做法，愚者制焉……。”商鞅这种革命性的言论虽遭众议反对，但终为英明君主孝公所采用。商鞅变法奖励生产以富财源，成为秦国经济强大的基础；制定了新的兵役制度，使得秦国兵勇在当时诸国中以最高效率进行征召，从而能够支持孝公及其后世的南征北战；划分整治区域建立县治，任人惟才，这也成为日后两千年里中央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土地，废井田，开阡陌，并制定赋税之法。于是，曾经导致周分裂为春秋的那种经济制度终于被秦首先废除。秦国土地经济力量均集中在国家君主手中，而非各级封建主所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土地私有制与赋税集中制之创始；统一秦国度量衡，以利施政与商业，使秦之政治经济制度趋于统一。
商鞅变法之后，秦利用周边各国相互征伐之机休养生息，富国强兵。尽管商鞅在孝公殁后因秦贵族的愤怒而死于车裂，但是他所开创的这个时代的车轮已经无法停顿。不久之后，秦便开始了统一之路。
启 示
在经历了漫长的春秋时代之后，七大国领衔的战国时代是赤裸裸的兼并时期，多极体系的不稳定性得以展现。魏文侯因稳固三晋势力而霸，其后人因觊觎韩赵之地而衰。应该看到，魏文侯的策略虽可维持霸业，却只能稳定局面而无法图霸中国。毕竟魏国地处要冲，四面皆为兵家必争之地，与韩赵结盟实为现实所迫。但若欲再进一步，则需要魏国不断借韩赵之势慢慢蚕食周边，积累硬实力。这与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战略环境有相似之处。显然，魏与德国均无法将这种策略延续过久，最终功败垂成。齐秦楚三国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但只有秦最终脱颖而出，不得不说是商鞅变法之功力。但是崛起国的霸业仅靠内政和地理位置是远远不够的，秦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仍旧是其横扫六合的必要条件，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逐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