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云南地区出土青铜锄数量较多，可分为尖叶形、平面略呈方形、梯形和平面呈倒梯形等四类，时代主要为战国至东汉初期。
关键词：青铜锄类型;年代
在云南地区战国至东汉初期墓葬中，出土有不少数量的青铜锄，这些锄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王大道通过对滇池区域青铜农具的探讨认为“铜1的广泛使用，表明战国至西汉滇池地区仍处在锄耕农业阶段。”①张増祺认为云南地区此时期的青铜锄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仿制的②。杨德文认为锄耕农业是当时滇西地区各民族广泛经营的一个生产部门③。周志清认为滇墓中大量出土的青铜农具印证了青铜农具在滇国农业生产中实用的普遍性④。祝牧也对云南地区青铜锄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⑤。其他研究文章或发掘报告亦对铜锄有少许的涉及。本文通过明确几类主要铜锄的类型和年代，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一、类型
云南地区出土铜锄形制多样，根据平面形制的不同分为尖叶形、平面略呈方形、梯形和平面呈倒梯形四类，以下详论。
（一）尖叶形。
据銎口和锄身相接处内凹与否分为两型。
A型 銎口和锄身相接处无内凹。据肩部的差异可分为斜折肩和弧肩两个亚型。
Aa型 斜折肩。可分为三式。
Ⅰ式 銎部呈三角形，斜折肩偏平，锄身最大宽处很高。昆明羊甫头M19：37。
Ⅱ式 銎口呈近等边三角形，肩部斜度较Ⅰ式大，锄身最大宽处降低，銎两侧有对称钉孔。江川李家山M68：327。需要注意的是此形制铜锄在昆明羊甫头、澄江金莲山等墓地出土有长约5cm的铜锄，报告皆认为为明器。
Ⅲ式 銎口呈三角形，肩部斜度进一步增大，锄身最大宽处进一步降低，銎两侧有对称钉孔。江川李家山M26：6。
此型演变规律：肩部斜度越来越大，锄身最宽处越来越低。
Ab型 弧肩。可分为三式。
Ⅰ式 銎口呈三角形，弧肩偏平，锄身最大宽处很高。昆明羊甫头M101：37。
Ⅱ式 銎口呈圆滑的三角形，弧肩斜度较Ⅰ式变大，锄身最大宽处降低，銎两侧有对称钉孔。江川李家山M47：215。
Ⅲ式 銎口呈三角形，弧肩斜度更大，锄身最大宽处进一步降低，銎两侧有对称钉孔。江川李家山M86：40。
B型 銎口和锄身相接处内凹。
Ⅰ式 銎口呈椭圆形，弧肩近平，锄身最大宽处很高。红土坡M14：121-2。
Ⅱ式 銎口呈椭圆形，弧肩，锄身最大宽处较Ⅰ式降低。祥云大波那。
（二）平面略呈方形
銎口有椭圆形和半圆形两种，銎口和锄顶相接处内凹，锄身一般上宽下窄，差距很小，少数锄身上下宽度一致。銎部一般有一釘孔。弧刃。本型锄形制差异较小，故不进行识别的划分。
（三）平面略呈梯形
銎口为方形，銎口和锄顶相接处齐平，锄身上窄下宽。平刃。本型锄出土数量很少，无法进行识别的划分。
（四）平面呈倒梯形
銎口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銎口和锄顶相接处齐平或内凹，锄身上宽下窄。銎部一般有一至两个钉孔。刃部近平。本型锄形制差异较小，故不进行识别的划分。
二、年代
（1）尖叶形锄
Aa型 Ⅰ式标本出土于昆明羊甫头墓地，报告中M19属于第一期，认为其绝对年代为战国中期左右。杨勇在其专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通过与其他墓地墓葬的对比研究认为羊甫头墓地第一期墓葬绝对年代应该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⑥该墓地M30、M106也出土有此式铜锄，其墓葬年代皆在杨勇所提出的战国末至西汉早期之内，所以我们认为Ⅰ式年代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较为合适。Ⅱ式标本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⑦报告中M68属于第二期，认为其绝对年代约为武帝置郡后的西汉中晚期，杨勇亦认为其年代基本符合事实。⑧昆明羊甫头墓地M113出土有此式铜锄，⑨据杨勇的研究M113的时代为西汉中晚期，⑩所以，Ⅱ式铜锄的绝对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应该是可靠的。Ⅲ式标本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报告中认为其绝对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中期，下限可晚到东汉初。从铜锄的形制演变规律我们知道Ⅲ式晚于Ⅱ式，且M26出土有较多的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品）。所以M26的年代应该偏晚，可能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故第Ⅲ式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为这个时间段。
Ab型 Ⅰ式标本出土于昆明羊甫头墓地，报告中M101属于第一期，认为其绝对年代为战国中期左右。杨勇认为年代应该偏晚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11该墓地M108亦出土有此式锄，M108属于第二期，而杨勇认为“第一、二期的年代相去不远，年代可能多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早的或可至战国晚期。”12所以，我们认为Ⅰ式锄的年代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较为合适。Ⅱ式标本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报告中M47属于第二期，认为其绝对年代约为武帝置郡后的西汉中晚期，杨勇亦认为其年代基本符合事实，13安宁太极山墓地亦有此式铜锄，14年代为西汉中晚期，故此式锄年代应该为西汉中晚期。Ⅲ式标本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M86年代为东汉初。安宁太极山墓地也有出土，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晚期，15广南白崖脚墓地M1也出土有此式锄，16杨勇认为“估计年代在西汉中晚期或更晚”。17所以我们认为Ⅲ式锄的年代大致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较为合适。
B型 Ⅰ式墓葬年代报告认为上限至战国，下限为西汉早期。杨勇通过研究认为“从该墓出土铜器的种类以及矛、锄、斧（钺）、杖首、动物模型等器类的形制、纹饰看，与附近的大波那木椁墓、检村石棺墓出土铜器的情况非常相近，估计他们的年代应彼此相当。”18罗二虎认为祥云检村4座墓葬、红土坡M14的时代大致在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19我们认为，这批墓葬中，红土坡M14年代相对较早，检村石棺墓和大波那木椁墓应该偏晚。理由如下：首先，红土坡墓地出土尊形器为折肩，从云南尊形器的演变来看越晚肩部偏弧，且重心下降;其次，大波那很可能出土有铜柄铁剑，而检村石棺墓出土有铁制手镯，红土坡墓地未见有铁制器物出土。从白云翔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云南地区铁器（包含铜铁合制品）出现在战国晚期。20所以，未出铁器（包含铜铁合制品）的红土坡M14年代应该相对偏早。而大波那和检村墓葬时代相对偏晚。综上，我们认为红土坡M14的年代放在战国时期较为合适，下限到西汉的可能性较小。所以Ⅰ式锄的年代为大致为战国时期。Ⅱ式大波那墓葬的时代通过碳-14得出的年代为战国早中期，杨勇认为其年代已经进入了西汉时期，21徐学书认为“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大波那木椁墓、检村石椁墓的年代与楚雄万家坝Ⅱ期、晋宁石寨山Ⅱ其墓年代相当，即约为西汉景帝至武帝前期。”22所以，Ⅱ式锄的年代为西汉前期是比较合适的。
（2）平面略呈方形锄
这批铜锄中，年代较为确切的当属出土于楚雄万家坝墓地M1和M23中的铜锄。23发掘报告认为M1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M23的年代为战国前期。杨勇通过对墓中出土器物及与周边地区墓葬的比较研究认为两座墓葬年代当在战国晚期至西汉这一范围内，属于西汉早期的可能性最大。24所以，我们此处运用杨勇的研究成果，将两座墓的年代定在这一时间段内。其余如祥云检村、楚雄张家屯等地铜锄出土的墓葬年代皆大约在西汉时期，所以本型铜锄的年代主要在西汉时期，上限不超过战国晚期。
（3）平面略梯形锄
本型铜锄出土数量很少，仅见于江川李家山墓地，25其年代主要根据墓葬的年代来进行判定。出土此型铜锄的墓葬主要为二、三期，年代分别为武帝置郡后的西汉中至晚期和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所以此型铜锄的年代大致也应该在这一范围内。
（4）平面呈倒梯形锄
本型铜锄多数为采集品，无确切的年代，所以我们对其年代的判定主要从墓中出土的几件来看。楚雄张家屯墓地出土有4件此型铜锄，该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为西汉时期。26江川李家山墓地M69出土有1件此型铜锄，M69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27其余采集品形制与这些墓中出土铜锄相当，故时代也应该相当。所以，本型锄的年代主要为西汉时期，下限可到东汉初期。
三、结语
通过对云南地区几类主要青铜锄的研究，我们认为其年代主要为战国至东汉初期，能够为以后研究与铜锄相关其他问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王大道：《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考古》1977年第2期。
[2]张増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文物》1978年第10期。
[3]杨德文：《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汉代滇西地区的锄耕农业》，《云南文物》第34期。
[4]周志清：《试论“滇”国青铜农具》，《文博》2003年第2期。
[5]祝牧：《云南青铜锄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6]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10-111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33-3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8]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97-9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第21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0]同8
[11]同8
[12]同8
[13]同10
[14]云南省文物工作隊：《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群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
[15]同16
[1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南牡宜地区考古调查、勘探情况报告》，《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
[17]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96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8]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32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9]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第225-22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0]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318-321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1]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21-222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2]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5期。
[2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
[24]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206-20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35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6]张生：《楚雄市出土的青铜器》，《云南文物》38期。
[27]同27
注释：
[1]此处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铜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