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慎认为《说文》所收的五百多个“古文”是三皇五帝时期所使用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古文字。从汉至清的两千年之间，学界一直沿袭这个错误认识。科学古文字学的分立和出土古文字材料的不断丰富，使得正确认识《说文》古文成为可能。吴大敬、王国维等人的研究指出：《说文》古文是战国时期东土六国文字。使得这个绵延近两千年的学术疑案终得揭橥。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许慎的生平事迹、学术活动，结合新近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可以进一步阐明：《说文》古文的来源是复杂的，古文经写本是其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许慎还描摹了出土鼎彝等古文字资料。《说文》古文的主体是战国时期东土六国文字，除此之外尚有少许时代更早的商周文字。
关键词：说文；古文；来源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7—0083—03
“古文”是一个汉代出现的概念，意义比较广泛。广义上的“古文”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古文字”，相对于隶楷等“今文字”而言，后来又转义为古书或学派之名。而狭义的“古文”则是指以《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古文为主，包括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古文四声韵》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本文所研究的即是狭义上的古文，仅仅就字体而言的《说文》古文。
汉代硕儒许慎积数十年之功而成巨著《说文》，其书既成，“标志着古文字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发端。”从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许慎生活的汉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刚刚完成的时期。对秦统一文字到隶书形成的过程，他作了大致准确的描述。并注意到了过渡时期繁复的各种字体、书体。”由于许慎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他无可争议地掌握了大量的古文字实物材料，而且他所掌握材料的真实性越来越被当代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所证实。他在《说文》中对所搜集的古文字形体进行了分类，分为古文、籀文、篆文。
一、对《说文》古文的错误认识
《说文·叙》开篇就讲文字的发展：“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谓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至秦始皇帝，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改，是谓小篆是也……”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许慎是以时代为序阐述汉字的发展流变。在许慎的文字发展观里，古文是一种早于籀文的字体，也就是仓颉以来以至于周宣王所使用的文字，是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许慎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
从《说文》问世至有清一代近两千年中间，对《说文》古文的认识一直没有跳出许慎的范畴。清代以前未见甲骨文。“古文字的研究还未能从金石学中脱胎出来，汉语文字学也没能借助金石学兴起所造成的有利时机，彻底突破传统格局，获得实质性进展。”学者受到材料和学术视野的局限，对《说文》古文的研究一直没能突破，徘徊在传统文字学研究的藩篱之内。许慎误以为《说文》古文乃三王五帝以来以至于周宣王大篆之前的古文字体。后人延续这个错误。比如，唐孔颖违说：“科斗书，古文也，所谓仓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古文者，仓颉旧体，周世所用之文字。”(《尚书·序》)又如，段玉裁说：“凡言古文，皆仓颉所作古文。”(《说文解字注》古文“式”下)。
二、前代学者对《说文》古文来源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值得庆幸的是，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到了清代呈现勃兴之势，著录之古器物数倍于宋代，考释文字的著作，其数量和成就远超宋人，而且方法上也较宋人更为进步。金石学的发展为科学古文字学的分立创造了条件。“许多大金石学家著录资料兼考文字，对古文字学的分立有筚路蓝缕之功。迄于清末，吴大潋、孙诒让等学者的古文字研究，为古文字学的分立奠定了基石。”科学古文字学的分立和出土古文字材料的不断丰富，使得正确认识《说文》古文成为可能。
(一)吴大激的卓识
首先提出《说文》古文并不是五帝三王以来之古文，而是战国六国文字的吴大潋。吴大潋在《说文古籀补·自序》中写道：“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为讹伪之形。”陈介祺在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致吴大潋的信札中说：“尊论许氏所引皆六国时古文，心中之光实能上炬千古。若非多见能识，真积贯通，焉能及此。”吴氏之观点可谓石破天惊，凿破鸿蒙，两千年之学术疑案终得揭橥!吴大潋通过把金石和其它古文字材料与《说文》古文相对比，不仅发现《说文》古文乃周末之文字，而且还和东土六国文字相类。不仅在时间上(战国时期)还在地域上(东土六国)给以限定，实属难能可贵。
其后孙诒让也说：“今《说文》九千文，则以秦篆为正。其所录古文，盖捃拾漆书经典及鼎彝款识为之，籀文则出于《史篇》，要皆周以后文字也。”(《名原·序》)
(二)王国维的贡献
民国初年，王国维继承了这种观点，并在《<史籀篇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中进行了详细阐释。
王国维所处之时代，所能见到的战国彝器不过田齐二敦、一簋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所幸的是当时除了彝器以外，流传的兵器、货币、玺印、陶器数以千计。王氏将当时所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和《说文》古文和石经古文相比较，发现二者相类：六国文字和古文乃是一家之眷属。“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并进一步做出推测“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自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王氏不仅指出《说文》古文为战国文字，而且指出其为战国时候齐鲁间之文字，这是大大超越前人的地方。
前人见《说文》古文、六国文字讹别简率，上与殷周文字、中与秦文、下与小篆皆不合，不能以六书求之。故颇疑六国文字及《说文》古文并不是当时六国的“通行文字”。甚至有人怀疑《说文》古文及魏石经乃是后人伪作。王氏进一步指出：“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行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行之书也。通行之器与通行之书，故当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有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从而一扫前人之昧惑。这也是他大大超越前人的地方。
不仅如此，王氏在《说文》古文的研究方法上更是大超前人。他说：“余谓欲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同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已足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至此则为后世研习《说
文》古文指明正途。
三、《说文》古文来源考论
《说文·叙》中提到“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又云“(亡新)时有六书：一日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王国维根据《说文·叙》的上述内容而认为：“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即有数字不见于今经文，亦当在逸经中，或因古今经字有异同之故。学者苟持此说以读《说文》，则无所凝滞矣。”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许慎在著《说文》之时尚应诏到东观点校秘籍。其子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慎前以诏书校东观，教小黄门盂生、李喜等。”许冲记述的这段经历发生在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许慎的《说文》尚未定稿。东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前朝及当代的典籍皆聚于此。汉朝于惠帝时“除挟书之律”，文帝、景帝“广开献书之路”，武帝则“独尊儒术”，对儒家经典的搜求更是不遗余力。因此秦火之后散失在民间的许多列国简册都被征集起来。例如景、武之际，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一大批竹简文字。其中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后来被称为“壁中书”。除此之外还有北平侯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所得《书》、《周官》、《礼》、《孟子》、《老子》，杜林所得《古文尚书》漆书一卷等。诸如此类的典籍，皆用战国流传下来的字体书写于竹简之上，后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字体诡谲难识，与通行的以隶书书写的今文经大相径庭，当时一般的学者已经不能通读。
许慎在校书东观的过程中理应广泛看过不同于壁中书的古文文本，因此何琳仪先生推断：“《说文》古文主要来源于壁中书，但壁中书不是其唯一的来源。上文已提到的古文经除壁中书之外，尚有张苍所献，河间献王所得，杜林所得等来自民间的简册。当时政府‘中秘’所藏，及得自民间的古文经传抄之本，东汉中叶的许慎应是能够见到的。”
但是我们认为《说文》古文的来源并不这么单纯，它不会仅仅来源于上述古文经写本。
王国维在考察《说文》古文来源时，曾经指出：《说文》古文皆出自“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不会有鼎彝文字。其论述如下：
叔重但见战国古文，未尝多见殷周古文。《叙》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楼彝器款识》序遂谓“《说文》中古文本于经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经者，皆凭古器铭识也”。昊清卿中丞则谓“《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必响拓以前，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征”。余案：昊说是也。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经。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赵宋以前未之闻，则郡国所出鼎彝，许君固不能一一目验，又无拓本可致，自难据以入书，全书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字许，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
从上述论述可知，王国维先生认为《说文》古文中没有鼎彝文字的原因是当时没有拓印技术。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不足为证。没有拓印技术难道不能临摹?在汉代书籍之流传也是靠临摹。古文写本的流传不也是靠临摹么?
而且通过古籍记载可知，汉代对殷周古文尚有研究。宣帝时，美阳(今扶风)地区有鼎出土，张敞好古文，对铭文进行考释：“今鼎出于岐东，中有刻书日：‘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日：‘敢对扬天子王霸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傅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张敞尚能释读殷周古文，可见汉代当有殷周古文材料流传。
《说文·叙》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从许慎的叙述来看，当时尚有不少鼎彝出土，而且还能对铭文进行释读。汉代鼎彝的出土情况，仅仅据《汉书》、《后汉书》明文记载的就有六次之多：
(1)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汉书·卷六·武帝纪》)
，
(2)(元鼎五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卷六·武帝纪》)
(3)《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4)其夏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雕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上行，荐之。(《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
(5)(宣帝)是时，美阳得鼎，献之。(《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
(6)(明帝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陈鼎于庙，以备器用。(《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鼎彝出土不见载于典籍者不知几何矣!
据《后汉书·许慎传》，许慎汝南召陵人。曾为郡功曹，举孝廉入京，就太尉南阁祭酒之职，再迁除汶长，卒于家。召陵也就是现今的河南郾城，召陵在战国时属于楚国，从召陵往北不远，过颖水，即到魏国国境。据此可知，许慎出生地点，在战国时乃属楚魏交界之处。许慎的活动范围大多集中在家乡和京城。而这两个地方，在战国时，不是使用楚系文字就是使用晋系文字。如果这两个地方有鼎彝出土，若年代较早，其铭文当为殷周文字；若年代较晚，其文字必偏向楚晋两系。“而且正如史籍所记载的那样，当时一旦有鼎彝出土，一定是轰动性新闻。许慎作为当时的古文专家，也不可能对当时的出土文字不感兴趣。这样许慎必然有机会看到以前和当时的许多鼎彝，并临摹鼎彝的铭文。”
以上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我们利用新近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五百多个《说文》古文逐一疏证，发现《说文》所收古文字形的确有和简文不类而与金文相吻合者，例如下图所示。
上揭诸字，其古文形体不仅不和楚简文字相类。而且清晰地保留了晋楚金文的特点，足以说明部分《说文》古文来源于晋楚金文。这样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不能枚举，详见拙著《<说文>古文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另外，“《说文》古文中尚有多字与战国文字不类，而和殷周古文相似。”例如：惠字古文从心从。其中字写法与战国文字写法不类，却和何尊、条伯簋、毛公厝鼎等西周铭文的写法相近。
再如：农字古文写法与战国文字不同，却和西周散盘的铭文相近，商承祚先生认为此字当为西周金文字形之讹变。
又如：宄字古文的第二体，商承祚先生当是舀鼎宄字写法的讹变。
凡此等等，皆验证了许慎应当看到了前朝鼎彝铭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爬疏《说文》古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目前的学术背景下，哲、信、支、羌、监等字的古文形体及其来源我们还不能准确地予以解释。对此有学者认为有些古文形体乃是后人窜入，还有学者认为个别古文的形体曾经遭到整理修改，并非古文原貌。我们本着审慎的态度，姑且存疑待考，以期更多的古文字材料出土以及古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说文》古文的来源是复杂的：它主要来源于古文经写本，但古文经写本并不是唯一来源，许慎应当还描摹了出土鼎彝等古文字资料。《说文》古文的主体是战国时期东土六国文字，除此之外尚有少许时代更早的商周文字。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