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蜀地区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东南亚越南的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表明了古蜀文化向外传播交流过程中，对东南亚地区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象牙、海贝等，可以进一步印证古蜀通过南丝路与南亚古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
[关键词] 古蜀；越南；印度；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9)01－0129－06
四千年以前，古蜀就存在着几条通向今越南、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到印度(身毒)的通道，即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蜀身毒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古蜀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船棺葬出土遗物、三星堆出土物件与越南东山文化、冯元文化物件很相似；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南亚的印度地区。古蜀先民主要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世界交通和交流的。
一、先秦古蜀与东南亚文明
东南亚，指亚洲东南地区，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组成，包括现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这里仅以东南亚的越南所发现的一系列考古材料为例，来说明先秦古蜀与东南亚由来已久的交融关系。
(一)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越南已发现并且确定了的有冯元文化、桐豆文化、扪丘文化和东山文化等好几种考古学文化。不过对以上各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年代和范围，国内外的学者还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分歧比较大。不过各个考古学文化前后顺序和大体的年代范围已基本确定。这些基本确定的文化序列为冯元文化→桐豆文化→扪丘文化→东山文化，大概总的年代范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而其中出土资料最多，相对而言为我国学者所熟知的两个重要考古学文化为冯元文化(Phung NguyenCulture)和东山文化(Dong Son Culture)。
(二)越南考古出土器物与先秦古蜀器物
1、冯元文化与古蜀文化
越南冯元文化的玉瑗、玉璋、玉壁和玉壁芯、陶高柄豆、陶釜等，冯元文化和桐豆文化的的玉戈，与三星堆的玉瑗、玉璋、玉壁、玉戈、玉壁芯、高柄陶豆形器，什邡战国墓的陶釜等对比极为相似。主要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瑗=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瑗；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璋一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璧一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璧芯=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璧芯；三星堆祭祀出土玉戈一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戈；三星堆祭祀出土玉戈=越南桐豆文化遗址出土玉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陶豆＝冯元文化遗址出土陶豆；什邡战国墓葬出土陶釜＝冯元文化遗址出土陶釜。越南冯元文化玉器、陶器及桐豆文化部分玉戈，与古蜀先秦时期的代表文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的形制、功能相似，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雷同。
2、东山文化与古蜀文化
东山文化和桐豆文化的铜瑗，东山文化的土陶器盖、陶圈足豆、铜三角援直内戈、长胡三穿戈、铜无肩钺、铜长骰矛等，与三星堆的铜瑗、陶器盖，荥经南罗坝战国墓的陶圈足豆，什邡战国墓的铜三角援直内戈、长胡三穿戈、铜无肩钺、铜长骰矛等对比形制极为相似。主要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陶器盖=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盖；荥经南罗坝战国墓葬出土陶圈足豆＝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圈足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瑗＝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瑗；什邡战国墓出土铜戈＝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戈；什邡战墓出土铜钺≈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钺；什邡战国墓出土铜矛≈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矛。另还有部分青铜容器，形制、制作技法、雕刻图案有相当的相似性。总之，东山文化的出土铜器、陶器与先秦古蜀时期的器物相似，只是细处稍有不同而已。
由以上两地考古资料的对比可看出，越南红河流域与古蜀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是相同性，表明两地存在的文化交流。越南地区的这些出土器物与先秦古蜀具有关联、继承性，而越南地区的考古材料的年代序列比先秦古蜀要晚，表露了先秦古蜀文化在越南地区的留下了明显的影响。
(三)蜀人南迁
中越史籍记载，蜀王族曾有南迁的事例。战国后期至西汉初，在现在越南北部有一个小国，王号为安阳王，两地史籍均称其为“蜀王子”。最早的记载见《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交州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越王遂服诸雒将。越王命二使者典交趾、九真二郡民。”交趾，现在的越南河南东北。而交趾设为郡县的时间约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交州昔未有郡县之时”，就是指元鼎六年以前。而“南越王尉佗”则是秦龙川令赵佗，当时秦亡，正当楚汉相争的时候，赵佗便趁机割据岭南，自称“南粤武王”，一直到汉武帝元鼎年间才被汉朝灭亡。平道县，《唐书·地理志》：“平道县，汉封溪县地”，在现在越南的河内的东北。《交州外域记》据徐中舒先生考证为三国时期吴国人的作品。安阳王亡国时距三国时期不远，这一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史记·南越慰佗列传·索隐》引《广州记》以及《旧唐书·地理志》引《南越志》都有相关记载。此外，中国文献中又有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兵攻灭蜀国后，蜀国王室的一支向南经彭山、西昌、云南逃亡至越南北部的隐约记载或暗示。孙华老师对此有精辟的考证和研究。
从文献记载，再到越南冯元文化、东山文化的考古文化中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尤其是年代较早的冯元文化，证明先秦时期，古蜀与古代越南地区、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深的文化交流活动，至迟在商周之际，古蜀文化就已远播至越南、东南亚地区。
二、先秦古蜀与南亚文明
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这里就以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古印度文化因素为线索，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探讨先秦古蜀与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事例。
古蜀与古印度的交流是通过南丝路，即司马迁称的“蜀身毒道”，进行交流联系的。这种交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支那产丝
印度是通过南丝路知道了中国。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呵波罗多》及公元前2世纪的《摩奴法典》中有“丝”和“支那”的记载；《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录》(1911，954—973)有“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即说明支那产丝，支那与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支那”是南亚、西亚和西方国家最早对中国的称呼。这个词最初见于梵文，写作Cina。后几经转译为各种文字，英文写作China。对“支那”最初指代的中国地区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认为“支那”(cina)乃是“秦”的对音，即指秦王朝。但秦朝建立为公元前221年，根据前文所知“支那”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就已出现；还有认为“支那”一词系古代印度人对云南地区的“滇”的称谓，后来才转演为对中国的称谓，因为古印度最早就是透过蜀身毒道知道了中国生产的丝绸。且不说滇文明的鼎盛时期与梵文记载时代有所出入，而且滇文化区丝绸并不发达。先秦时期古代巴蜀丝绸已处较高的水平，很早已传播到了南亚、西亚乃至俄罗斯地区。还有人认为“支那”是对楚的指称。
段渝在《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指出，将支那指为秦国或楚国的观点是错误的。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中“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据陈茜的考证，两部梵文经典中“支那产丝”，当中的“丝”即丝织品来自蜀地。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的大臣考提利亚(Kaufiliya)的著作《治国安邦术》(或译《政事论》、《实利论》、《利论》)，书中说：“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梵语意思译为：“桥奢耶和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梵语ci－napatta一词由“丝”Cina和后缀词“成捆的”Patta共同组成，Cina一词最初专指来自中国的丝绸，后来转而指称盛产丝绸的中国。据张星娘、季羡林等的考证，丝绸就是最早从蜀身毒道传入印度最重要的中国生活用品。
古蜀丝绸对南亚的传播影响，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丝的地区，也利用丝绸贸易加强了对外交流。而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得多，当时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战祸不断，而南方特别是西南古蜀地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加上早已有之的丝绸贸易，因而古蜀最早与缅甸、印度等国发生贸易往来，从而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直到汉武帝打败匈奴，北方丝绸之路才开始真正形成，所以南丝路至少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形成两个世纪。另外印度梵文经典早在公元四世纪就有支那产丝的记载。所以支那的本意是指产丝的地方，即完全有可能最早是指产蜀丝的古蜀地区。支那指代秦，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到了秦灭蜀至秦朝建立，其声名远播，因而又变为了对秦的代称。支那对中国某一地区代称，可以肯定的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的外传影响而引起的。 2、祭祀的象牙 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就出土了数十根象牙，其中一号坑出土象牙13根，二号坑出土67根。二号坑还发现有象牙珠120颗和象牙器残片4件等大量象牙制品。以及大量的以象为主题的青铜制品。2001年以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100余支象牙，同出有不少象臼齿，还出土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节象牙柱，以及象牙段、象牙片、象牙珠等。在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内的一件玉璋上，还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三星堆、金沙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象骨。对此学术界基本认为商周时期在古蜀文明神权政治中心的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史籍记载古代成都平原曾产象。另外，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以外，在成都平原地区，还没有大象的遗骸、遗骨的考古发现，更别说是象牙。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海贝来看，显然来自异邦”，“它们来源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来自与中原殷王朝的交往，同时，也不能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泊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种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经过初步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与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一样，都属于亚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门齿(象牙)，一千多根象牙应取自五百多头雄象。从象牙的长度来看很多是成年大象，那是数量非常惊人的庞大象群。这里就有个问题，即重达数吨的一千多根象牙，如果全都来自遥远的异域，获取和运输似乎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段渝认为，商代三星堆遗址的象群遗骸、遗骨，既不来自巴蜀本土，也不来自与巴蜀有关的中国各古文化区。显然，它们是从其他地区引进而来的。通观文献记载，象群应当来自于南亚。首先，古蜀周边的几个可能产象地区，至今无大量象牙、象骨遗骸的出土。其次，华北产象，殷墟有象骨、象牙制品的出土，可是其数量太少，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巨量相比而言完全不成比例，怎可能不顾自己需要而完全供给古蜀。第三，古滇文化区域，目前为止还没有与成都平原出土的象牙、象骨数量成比例的考古发现，而且产象的文献记载只限于云南的“哀牢”，该地区大量象牙集中祭祀的现象无考古发现，也无相应的记载。第四，假设古蜀的象牙是来源于“哀牢”地区，为什么该地区没有象牙集中祭祀的传统和发现呢?更别说文献资料对古蜀与“哀牢”的交流毫无记载。第五，古蜀周边以及中华地区基本没有整根象牙的出土，而成都平原出土有整根象牙。至于成都平原产象的说法也难成立。因为第一，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文献资料中找到成都平原产象的记载。第二，根据古地学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虽森林资源丰富，但是沼泽遍布，完全不适合大象的生存。第三，成都平原还没有整象的遗骨出土过，三星堆、金沙出土如此巨量的象牙，与之相对应就该有巨量的大象遗骨出土。
众所周知，南亚的印度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重要产象区。《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西行报告，古代印度的迦摩缕波国有象记载；《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中“迦摩缕波国，周万里……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这里指的就是古印度象的数量之庞大，并且大量用于军事方面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乘象以战。”同样是指身毒即印度将象用于军事方面，说明象群之多，利用程度之深；。另外在印度摩享佐·达罗废墟，有象牙出土及象牙加工的遗迹。表明了古印度对象、象牙的利用、加工和用于祭祀珍品的传统由来已久，对象的开发利用远远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古蜀遗址发现巨量的象牙、象骨，而古蜀不产象，周边无象，与产象的华北和古哀牢也未发现有象交往的迹象，即便有交往，也只可能是零星现象，成不了巨量的规模，因此，这些象牙很可能是通过蜀身毒道从象的盛产地南亚的印度而来。
3、海贝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海贝，一号坑62枚，二号坑4600多枚，有虎斑纹贝、货贝、环纹贝等。其中环纹贝又叫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种，它只及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大，环纹内有的淡褐色、浅灰色、环纹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数量较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的贝壳。
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有大量的海贝有6880多枚，比较多的是货贝。若以5贝为朋来计算，这批贝币多达1300朋，在当时肯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另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车马坑、灰坑都出土数量不等的海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商代中原所用齿贝，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域。中原和古蜀都不产贝，这些海贝显然都是由太平洋、印度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辗转而来的舶来品，说明当时的商贸活动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海贝，总重约为600公斤，约有25万枚左右，其品种主要以环纹贝为主，另有货贝、虎斑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它们产于印度洋一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包括我国台湾、海南、南沙群岛等海域)。其中环纹贝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输入。云南海贝，《马可·波罗行纪》认为其不产在本地，应完全从印度而来；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79.1)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都认为，云南贝币是受印度的影响。
三星堆古蜀国虽处于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则有南丝路相连，所以三星堆出土海贝肯定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的。但是三星堆及云南所产的数量最多的环纹贝，均属印度洋的特产。据生物学家考证，环纹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可见，至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印度与蜀之间已可辗转相通，有间接的贸易交换。另外云南海贝来自印度，云南用贝为货币的习俗也是由印度传来。从西南古商道的开通范围和时间，可知云南用贝作货币方法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从印度学习而来。因为通过贝币云南与印度、缅甸形成以贝币为基础的流通体系，这一体系甚至辐射到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以贝币使用为链环的贸易圈。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一贸易圈发展更为成熟和活跃。古蜀作为一个发达的古代文明，加上与滇的关系一直是密切而复杂，理所当然会借助川滇古商道经由云南，通过这一贝币贸易圈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和中东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经济文化交流。
古印度一直有使用贝币的传统，《旧唐书·天竺传》记载“以齿贝为货”；《宋会要稿》第197册：“天竺国俗无籍，以齿贝为货。”天竺就是指的印度，指出了古代印度将海贝作为流通货币。哈威的《缅甸史》引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国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说到“居民市易，常用海贝巴以为货币”。该书还说“其贝子计算之数，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见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16枚为1觅。”《马可·波罗行纪》第118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说：“彼等所用海贝巴，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可以知道印度、东南亚诸国均曾以海贝为货贝，那么作为与东南亚和南亚毗邻地区，南丝路国内主要途径地区的云南其使用贝币理应视作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再结合考古研究资料，不难推断出云南海贝来自印度。
而三星堆出土量最多的环纹贝，恰与云南出土最多的环纹贝相一致。可以认为，三星堆环纹贝，应该与云南的环纹贝一样，正是通过蜀身毒道经由云南从印度输入的。再结合前述的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两样物品的最早使用地区和最大产地均在南亚的印度地区。当然不能否认它们来源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来自与中原殷王朝的交往，同时，也不能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泊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种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而云南出土的大量相似的海贝，就是最好的一个印证。
4、佛教文化传播
在宗教文化的传播方面，古老的蜀身毒道是佛教传人我国的另一途径。
战国时期经云南传入的印度文化的例子很多，《历代三宝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九癸未(公元前218年)：“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据考证，这段资料讲了释利防(印度人名shbandhu之译音)等印度僧人沿秦时开通的五尺道，从云南经蜀地入秦陕之地的事。加上前述古蜀通过南丝路经云南与东南亚、南亚频繁的贸易交往。可以大胆的推测，秦灭蜀前印度传教之人自然也要以借助南丝路古商道到达巴蜀之地，只是还缺少进一步的资料加以证明。
另外还可在古蜀邻近的楚文化中可清晰地看到这种存在的可能性。生长于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作《天问》里说“厥利唯何，而顾菟在腹?”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说法是把“顾菟”说成是兔子，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说法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久矣了，可是此种说法并不是国产的，它是源于印度的。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面有兔子。除屈原的《天问》以外，《战国策·楚策》里记载的寓言《狐假虎威》也是从印度传来的。既然印度佛教能够在很早的时候传人与古蜀关系特殊的云南地区，还有与古蜀邻近而且文化影响密切的楚文化也较早的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因此不能排除佛教或印度文化传人古蜀这一可能性。
5、金属制品的形制
云南曲靖八塔台春秋古墓群中女性墓主人足部的用于舞蹈时伴舞用的脚铃，就是典型的南亚乐器；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中出土的盾牌形有翼虎错金镶嵌银带扣，有翼兽的雕刻风格流行于北印度和波斯，所以这件出土物显然是沿蜀身毒道来自印度；古蜀的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的左右手腕各戴有三圈手镯，双脚上足踝处各戴一圈方格形脚镯。一同出土的一块石边璋图案上，也有2至3人足戴脚镯。而手足戴镯的习俗在古蜀乃至中华本土从未发现过类似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此种习俗在非洲青铜文化尤其是南亚由来已久的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习俗。以上考古发现的金属器物出土年代比中原发现的同类形制器物要早得多，所以不会是从中原传入。而再将眼光放出去就会发现在南亚印度可以发现具有同样文化因素的金属器物，而且南亚印度的这类器物文化形制的年代要早得多实属发源之地，所以这类金属器物形制应是通过古商道间接或直接的传人云南和古蜀地。
前述的支那名、象牙、海贝等外来因素，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印度文明有着交流关系。
三、结语
古代巴蜀有着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与东南亚、南亚文明的交流中，至少从商代起，就已成为中国西南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三星堆古蜀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上显示出海纳百川的气度，展示出渴求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三星堆古蜀民族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把古蜀文化传播过去；而对其他文化，不论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商文化，还是南亚、西亚近东文化，能予以积极主动的吸收、采纳，充分显示出三星堆古蜀民族强烈的文化开放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