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各民族大融合之历程
晋阳（并州）一带古代各民族的融合，以往史界多谓各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似乎是各族融入汉文化族圈。事实上，是汉族与各族相互同化，并非单向地被汉族同化掉，作为主体的汉族也大大受惠于各个边族的融入，使汉文化更显丰富多彩。本来，汉族之得名，来源于两汉政权在中原的长期统治，它是先秦诸夏（华夏族）的传承发展，而诸夏是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先秦戎狄蛮夷诸族的共同体。如战国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便是华夏族的一种胡化表现，更早时晋国之魏绛和戎也是华夏与戎狄的和平交往与互融。在魏晋北朝时期这种民族互融尤其明显，如北齐开创者高欢即是鲜卑化的汉人。其时由于各边族兵强马壮，如后赵石勒占据几乎大江南北，北魏更统一了北中国，大批汉族士人子弟为求谋官参政，便纷纷学习鲜卑语，雅好弹琵琶，形成了一时颇盛的胡化之风，故而北齐时才有颜之推《家训·教子》中反对此风的训诫之词。当然，各族互融的结果是以汉族的强势文化居主导地位，但魏晋北朝以后汉文化愈显丰富多彩，不能不说是各边族文化补充滋养汉文化的功劳。
匈奴族。地处中原地区西北的广大地带，从先秦至两汉就为匈奴族这一横纵驰骋的马背上的民族所据。匈奴自称是夏后氏的后裔，先秦时称犬戎、北狄、獯鬻等，时时南攻中原，引发战乱，《诗·小雅·采薇》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之语，《诗·小雅·出车》亦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等语，反映的都是与匈奴的战事。西汉时，匈奴与汉廷时战时和，发生了一系列“和亲”事件，为人所艳称的“昭君出塞”便是显例。东汉末，匈奴涌入中原。由于天灾之祸，北匈奴西迁欧洲，南匈奴居并州等边地八郡，与汉人杂居。建武二十五年（49年）匈奴南单于奉藩称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分匈奴部众为五部，散居并州太原等六郡，主要集中于晋阳地区。西晋因之，匈奴仍多入塞降晋，皆与汉人杂居。如公元265年及284年先后两次有匈奴约五万人入居并州（见《晋书·北狄匈奴传》）。西晋“八王之乱”期间，匈奴人刘渊（字元海）于晋永安元年（304年）举兵，称汉王，建立了十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刘曜时改称赵，史称前赵）。他是南匈奴左贤王左部帅刘豹之子，从小受汉族教育。匈奴本不姓刘，但其冒姓刘氏，称汉王，就是因为其先人曾与汉约为兄弟，自认与刘汉皇室是一家（《晋书·刘元海载记》）。史称“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刘渊“幼而好学，不舍昼夜。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通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等曰：‘吾每观书传，尝鄙随陆之无武，绛灌之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十六国春秋》卷一、《晋书·刘元海载记》）非但纯儒生口吻，且以文武双全自励，可见其汉化之深。
“八王之乱”时，刘渊在晋为质子，企图“兴邦复业”。他游说成都王司马颖放他回去，终于成功脱身，归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市），聚众起事，称汉王。刘渊之归匈奴，得益于其学识才干，有相人者称其“形貌非常”，太原名族王浑、王济父子皆敬重之。又博得西晋权要好感，欲得匈奴兵支助西征，而刘渊善于伪装谦逊，受到晋臣称赞，上党人李熹甚至推荐由他领军出征，称其晓兵。齐王司马攸怀疑他有野心，王浑则为他担保，称其为“长者”，绝不会作乱。故晋室任刘渊为匈奴左部师，旋拜北部都尉。刘渊则展其长才，“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足见其善于团结汉族士人，招纳贤良，遂成一方霸主。后来，刘渊听从刘宣之计，反而联合鲜卑、乌丸攻晋，自陈“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武”。即于晋永安元年（304年）称汉王，暂不称帝。其下令告众，引刘邦至蜀汉史事，控诉司马氏篡汉恶行，表示要继承两汉功业，并建立了一套仿汉的官制。进而发兵，屡败晋师，直逼刘琨所守晋阳城下。晋永嘉二年（308年）发兵河东，于蒲子（今隰县）即帝位，成为并州的一方割据政权，之后，并州成为刘氏主要活动地域，其势极盛一时。不久由蒲子迁都平阳。越二年，渊卒，其子刘和即位，不久其弟刘聪杀刘和继位。综上可知，刘渊一生所为俨然汉人风范，一切军政事皆如忠于两汉的传人，汉化可谓已如入于骨髓。（以上见《十六国春秋辑补》、《晋书》）
羯族。石勒，字世龙，其先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但此说尚有歧议，或说系小月氏人，或说是伊朗人，难以确定。石勒幼时被贩卖为奴，后起事投奔刘渊，屡有战功，终灭刘赵，建后赵称帝，称赵天王。后赵一度占领并州晋阳，进占北中国大部，势力甚强，盖因重用汉人张宾为谋主。他在刘渊部下率军攻占冀北大部，军无私掠，百姓归之如流水。石勒尊重儒士，将衣冠士人，集中为“君子营”，并下令“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晋书·石勒载记》）石勒虽身为羯人，却诚心实意归向汉化。石勒施政多有可称：①胡汉分治，特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②用人唯贤，以张宾为谋主，用之不疑，称右侯而不名，宾卒，石勒哭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所为君子营中量才而用者有裴宪、傅畅、杜瑕、续咸、瘐景、任播、崔浚，多为汉儒。且迁椽属以上朝臣三百户于襄国（今邯郸市），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③重教化，多建学校，录任英才，选举仍九品中正制。④制订律令，行法治，命“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称赵王后，定仪注，命程机等作《上党国纪》，傅彪作《大将军起居注》，石泰等作《大单于志》。自是，天子礼乐威仪可观。又敬奉汉族神明，在并州地区恢复了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⑤劝课农桑，禁酿酒，所收租赋轻于西晋，其侄石虎能继其政策，曾规定“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⑥有自知之明，自谓不能比黄帝、刘邦，而介于刘邦、刘秀之间，并指责晋帝与曹操是“欺他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表现出政治上的正义感。戎马之暇，常命儒生读史书，以广见识。石勒忌讳他人说羯胡，参军樊坦受辱于羯人，卒然斥“羯贼无道”。石勒闻之，一笑而罢，命偿还樊坦坏弊的衣冠，并赐财物，令樊坦十分感动。在宗教政策上亦宽容释道，高僧佛图澄，甚受石勒礼敬，称号大和尚。其时建成佛寺893所，佛教一时大盛。《晋书·石勒载记》详述以上数端，并评曰：石勒“奇谟闻发，猛气横飞……，褫毡裘，袭冠带，释甲胄，开痒序。领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其子石弘亦能“虚襟爱士，好为文咏 ，其所亲暱，莫非儒素”。（《 晋书·石勒载记》）
鲜卑族。拓跋鲜卑的首领对汉化有很高的积极性。始祖力微之子沙漠汗接受汉文化，风采被服，同于南夏，有“变易风俗”的倾向。诸部大人反对，均被力微杀死。到猗卢时，有不少汉族士人投奔，受其重用，刘琨且割晋北马邑等5县给猗卢，汉人莫含之孙莫题曾主持平城的修建，其弟莫云参与军国大计，代人燕凤任什翼犍之太子师。拓跋珪时，更与崔玄伯（崔宏）“入讲经传，出议朝廷”，汉儒臣许谦、张衮、李栗均有名于时。这批汉臣将汉人的政治制度、经典文化、制作技术传入拓跋部，促进了其封建化的进程。
至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政策已较全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诸方面，形成了一个高潮。大抵有这样几项重大举措：迁都（洛阳）、改官制、禁胡服胡语、改汉姓、与汉人著姓通婚、用中原汉族礼乐刑法。在经济政策上，推行均田制及租调制度，大力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有民屯、军屯的屯田制，在耕犁工具、种植方法、施肥法方面也有改进；工商业也多有新政，发明了灌钢法；边境贸易频繁，与西域各族贸易不断。但由于这些改革者在强化鲜卑与汉族世家大族的联合统治，维护其剥削利益，社会矛盾仍在积累、激化，终引发各族人民的起义反抗。北魏末，朝廷政治腐败，贵族奢靡。又佞佛造寺，劳民伤财，兼之连年水旱饥荒，致北方卢水胡人盖吴起义后，反叛义军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匈奴后裔破六韩拔陵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发动六镇大起义，蔓延于并州北部，继之有杜洛周、鲜于修礼和葛荣起义等。这许多起义在北魏镇压下先后失败，但也极沉重地打击了北魏，促进了它的灭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是胡汉人民联合发动的，加速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在起义过程中，鲜卑拓跋部中有汉化与反汉化的矛盾。六镇人马大抵鲜卑化了；但先已鲜卑化的宇文氏随鲜于修礼起义进入中原，却反而积极实行汉化。在北朝后期，宇文氏灭高氏，最终统一了北中国。从历史大势看，汉化是一种进步现象。汉化适应中原的农业经济，有利于农业文明的发展，但在以暴力相争的北朝时期，军事的成败决定着政权的兴亡，未必汉化者就一定能取胜。所以，在各族长期冲突和融合中，多有彼此消长的兴王败寇现象，这也不足为奇。但最终是汉化的宇文氏统一了北中国，而鲜卑族与在并州地区活动的羯、氏、羌一样在北朝末均同汉族融合为一体。
契胡。契胡是东胡之一支，北魏末契胡酋长尔朱氏崛起于北秀容（今朔州市），尔朱荣之父尔朱新兴受封北秀容方圆三百里，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因献马于北魏助军，受孝文帝赏识。尔朱荣时，仍有部曲八千，马万匹（《魏书》本传）。曾助北魏抵抗柔然，镇压内附胡氏，打败敕勒的起义，封博陵郡公。又奉诏平定匈奴于并州，据晋阳。孝昌三年（527年），因灵太后酖死孝明帝，他乘机起兵入洛，杀灵太后及其所立三岁小儿元钊及公卿等二千人于河阴，史称“河阴之变”，即拥立元攸（是为孝庄帝）受封太原王，坐镇晋阳，又进封天柱大将军，专擅朝政，总督并州及肆、汾、云、广、恒六州军务。北魏永安元年（528年），尔朱荣攻破葛荣义军，俘杀葛荣，次年，平元颢内乱，再入洛阳，三年（530年）被朝臣刺杀于洛阳明光殿。其子尔朱兆即起兵汾阳（今隰县），占据晋阳。不久，尔朱兆等推原太原太守元晔登帝位，杀入洛阳，囚孝庄帝。随即因河西兵变，率兵驰归晋阳，又杀孝庄帝于晋阳三级佛寺，受封柱国大将军，世袭并州刺史，督十州军务，权盛一时。但因残暴凶狠，终被叛离的高欢战败自缢于赤洪岭（今离石境内）。尔朱氏坐镇晋阳擅政8年（524—532）而覆灭。尔朱氏原为孝文帝臣属，故应实行孝文帝汉化政策，灭亡后尔朱所属未见有所作为，当是同鲜卑族一样与汉族融合了。
氐族与羌族。氐族在先秦往往与羌族连称氐羌，二者关系密切。两汉时，氐族开始农耕定居，羌族则仍以游牧为主。氐族以服色不同，分青氐、白氐、蚺氐，互称“盍稚”（《三国志·魏志·乌丸等传》裴注），通汉语。氐族原先分布于陇蜀秦雍之地，魏晋之后，有部分氐人迁入并州。
羌族多集中于关中、河西和四川。西晋时（294年）匈奴郝散起事上党，曾联合羌人、卢水胡参与。石勒势盛时曾掠羌人归并州，东晋时，羌人的后秦军镇压并州叛变，羌军进入并州，后秦亡后终与中原汉族融合（唯四川羌民因交通闭塞，延续至今）。
氐族苻氏崛起于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苻洪先投靠刘曜，又降石虎，称三秦王。洪死，苻健攻入长安，称天王，设百官，351年称帝，国号秦，是为前秦。355年，健病死，苻生即位，因滥杀残酷，为苻坚杀死。苻坚博学有才气，结交王猛、吕婆楼等才俊，后称大秦天王，大封百官。苻坚倚重王猛，言听计从，先后灭前燕，降巴氐，灭前凉，灭代国（什翼犍），攻东晋，统一了包括并州在内的北方大部地域。惜乎他不遵王猛遗嘱，于383年发兵60万攻东晋，结果淝水大败，以后一蹶不振。394年前秦灭亡于后秦与西秦。苻坚本人汉化甚深，在政治上效法汉制，继承苻健重农尚儒的政策，大有发展，史称坚初称帝，“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所在以闻”。（《晋书·苻坚载记》）具体说来，即禁奢侈，减租税，打击豪强，厉行法治，广兴学校，鼓励农业生产，又兴修水利，教民区种之法，其治绩卓著，为十六国之最。这些功业的取得，多赖王猛策划，史称王猛“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卒，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庶绩咸熙，百揆时序，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晋书》本传）然而，王猛早卒，苻坚刚愎自用，执意伐晋，终于败亡。但苻坚时期的兴亡，足证汉文化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对治国理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苻坚的汉化政策对各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起了推动作用。前秦亡后，氐人四散，归属别族治下或与别族融合，并州地区已不见其活动记载了。
丁零族。丁零，或称赤勒、敕勒、高车、狄历，原生活于贝加尔湖以北、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后陆续西进，南下，魏晋北朝时分东部高车六氏（狄氏、斛律氏等）与西部高车十二姓（吐卢氏、大连氏等）。诸部分散，各立君长。各部或属北魏，或附柔然。道武帝时曾多次发兵征讨其叛者。之后南下之丁零入于并州，有并州丁零、上党丁零之称，北魏时上党镇将公孙轨曾讨平此处丁零，但公孙轨虐待丁零，“受货纵贼”，掠取财物，激起众怨，丁零不断反抗（参《魏书·公孙轨传》）。456年，数千丁零家逃入井陉山，后攻掠并、定二州，北魏曾派兵镇压，后又加以安抚。北齐名相斛律光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当政时，北周不敢谋齐，是一代崇尚汉化的杰出政治家，可惜被奸臣害死！北齐亦旋亡。北魏末并州丁零（敕勒）大多与汉族等融合。隋唐时，一部分丁零西迁，在西北建高车国，后归附于突厥，隋代丁零融入回纥，为回纥直系之祖。大概在唐代中后期东突厥归附时，丁零等属也与汉族融合。
突厥族。北朝时突厥游牧于漠北草原，原系丁零一支，或称匈奴别部，曾受役于柔然，西魏时突厥击破铁勒（丁零），收其众5万余，实力大增，后在蒙古杭爱山一带建立游牧汗国。北周、北齐对峙时期，双方均竭力通好突厥。突厥人进入并州。北齐亡，突厥它锛可汗于579年入据并州地区，北周被迫嫁与千金公主。此期，应有大批突厥人与中原交往融合的情况。但突厥在唐初屡次南攻，与唐时战时和。后东突厥灭于唐太宗之征伐（630年），大部北逃、西迁，有10万余人降唐。西突厥大部分归于回纥，一部分迁往中亚一带。直到唐末五代，突厥仍是北方藩镇的劲旅，如李克用、石敬瑭等。
柔然族。柔然，史籍又称蠕蠕、芮芮、茹茹，自称东胡之后代，或谓出于鲜卑（吕思勉说）。北魏前所建政权亦称柔然，附属什翼犍之代国。后征服高车、匈奴余部，称丘豆伐可汗，统一漠北。5世纪中叶臣属北魏。后一度复兴，又被突厥击败，北魏亡后，部分柔然人逃入北周，或西迁，大部分为突厥吞并。逃入北周的柔然当亦在并州及中原各族融合（参《魏书·蠕蠕传》）。
乌丸族。乌丸，史籍多作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源于辽东赤山。东汉时，乌丸已有大批族人移居晋北、太原，与汉杂居。建安中，曹操征伐之，迁其万余落于中国，另有幽并所统一乌丸万余落亦内迁，编入曹军从征。并州有近五千落入内地。牵招任雁门太守，上表免除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使之供鞍马，为侦候（参《三国志·魏志·乌丸传及牵招传》）。太原乌丸王鲁昔家在晋阳，受曹操命屯池阳以备卢水胡。因其妻在晋阳，他便率五百骑逃归并州，留其余骑与山谷间，单骑入晋阳取回其妻（《三国志·魏志·梁习传》裴注）。
十六国时期，乌丸张伏利度率二千众驻扎并州乐平，为石勒召降，不久，乌丸薄盛率户五千亦降石勒。石勒灭王浚，迁乌丸三万余户于襄国（《晋书·石勒载记》）。北朝时，并州有乌丸千余人。316年，卫雄等与刘琨质子刘遵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脱离前赵刘氏，投奔刘琨（《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此时，塞外乌丸已同化于鲜卑，居雁门一带，而塞内乌丸成为杂胡之一，亦同化于汉族（参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吐谷浑。吐谷浑，史籍或称退浑、吐浑、赀虏、阿柴虏等。从4世纪（北魏时）初建国，到7世纪60年代（唐晚期）灭亡，历时300多年，传20余主。在北朝时为西北一支重要的游牧民族。3世纪后期，吐谷浑内争，在今甘肃青海一带建国，受北魏统治。至吐谷浑首领夸吕时称可汗。后与东魏联姻，夹攻西魏。西魏则联突厥，556年大破吐谷浑，俘其首领之妻子及财宝，吐谷浑稍衰。吐谷浑多与中原贸易，西魏袭击其从北齐而归的使节，获商胡240人、骆驼600头，可见其与中原商贸之规模。吐谷浑刑律简单，官制也仿中原，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参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结语
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各边族与中原汉族在长期战乱或平静时期，形成了相互大融合的高潮，尤其是大力推动汉化的苻秦和北魏一度统一北中国，在广大地区设官统治，从上而下推动汉化，以行政命令施行中原汉族教化，极大地扩展着汉文化圈。特别是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汉族“几合北方诸族而与魏为敌矣”，说明在共同抗暴斗争中，各族连为一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情同骨肉。而并州（晋阳）地区正是这一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区域。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如隋唐五代之突厥、回纥，五代北宋之契丹，金与南宋之女真，元之蒙古，明之瓦刺（蒙古族一部），明清之满洲，直至民国时期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各族都有在并州（晋阳）地区冲突与融合的明显趋势。以晋阳为中心的并州（山西）确实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多民族熔炉。
这里有必要说明，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不因间断性战乱和动荡而中止，这一过程主要有赖于文化交流与互惠。进步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柔性粘合力。凡是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民众生活质量、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文明进步的文化，哪怕是在形同敌国的民族之间，也总是会被各族成员所认同吸收和采纳的。魏晋北朝与历代，因战争被迫抢掠或迁居的各族人口，固然有相互的敌视或仇杀，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灾难，但彼此混杂聚居的各族必然会促进其文化上的相互学习仿效和渗透、习染。一般而言，在历史上汉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主体性，从而产生了对各兄弟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不能说只有各族对汉文化的同化，没有汉文化对各族文化的吸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它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大势虽经千回百转，历往磨难曲折，犹如滚滚东流的长江大河，终究是不可阻挡的。魏晋北朝在并州（晋阳）地区的民族大融合有力地证明着这一铁的历史规律。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