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这一年，散文家桑麻在《美文》杂志上以“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为总题开了一个长篇散文专栏，每期一篇，一万字上下，相当于一个短篇小说的长度。一年以后，我在单位的阅览室里很偶然地读到了隔年的《美文》，看到了纸上的桑麻。其时，我们两个刚刚参加《十月》杂志社在广东番禺举办的笔会后回返不久，此刻见到他的长篇力作，虽是后睹，心里也是为之一快的。不料一篇读讫，很吃了一惊。说实话，桑麻的散文超出了我的阅读期待。我没有想到他会写得这么好，完全不同于以往大多数乡村散文的绵软无骨。桑麻的散文很少修辞，用语浅白，甚至不避政策性的术语。但，他下笔精准，有骨子，篇篇贴着底层人物的血肉。尤为难得的是，桑麻的笔端，常带感情。
历史上有一段时期，乡村尘土飞扬，鸡飞狗跳，那是计生工作组进村了。这滑稽的一幕在在出现在桑麻的笔下。黄土地上展开的这一个个酷烈的细节，此刻，溢出一股刚劲雄猛之气。桑麻腕底，虎虎生风，他以劲道十足的叙述热情，一扫散文写作中绵软无力的抒情积习。
我知道桑麻一直生活在邯郸，燕赵一带，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他的这一系列散文，我因此视做隐身现时代的一名侠士枯笔录下的一组宏大悲歌。这响遏行云的悲歌，一曲终了，虽不免寂灭，但必然地要回荡在粗粝的大地上——以引起有识之士的沉思和反思。散文家的散文写作能有此使命，真功莫大焉。
提起电话，我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意。随即，将这旧年的十二期《美文》全部找出，抱回家，关起门来，蜗居书房，一连数日，集中深读。
五年以后，《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更名为《以右臂的代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总数增加到二十篇。而整部书的主题，仍延续了《美文》时期纪念碑式的那一种沉重。
说一句题外话，为了集中阅读这一部一代人付出了代价的酷烈之书，我足足等了它五年。相信不少读者和我一样，《美文》上曾经的照眼之后，也一直在等它艰难曲折的面世。
这部书，桑麻以其亲历者、参与者甚至执行者的身份，围绕着四十多年来我们熟视无睹的计划生育主题来书写。换言之，这十来万字，桑麻将雷霆万钧的笔力，都集中到“计划生育”这四个字上了。桑麻的写作，触动的是一个很难落笔的区域，这要在过去，说他踏入了一个雷区，是一点儿都不过分的。
诚然，计划生育是一项国策，利国利民，但正如评论家何平所说：“‘计划生育’作为‘国策’，自然可以去论证千般的‘是’。但一个有着千般‘利国利民’‘是’的‘国策’和有着数千年文化传衍和积淀的中国乡村，和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遭遇的时候，怎一个‘是’字了得。”（何平《散文的轻与重——以桑麻的<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为例》，原载《文艺争鸣》2010年4月）“计划生育”，也是一个时代的语汇，有关它的书写，是中国当代史无可规避的一个章节，也是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题材。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计划生育影响了每个家庭，带着中国特色的必然性，它是“历史和现实的抉择”。但，这一国策的鲜活章节，在一页页红头的文件里，你是无论如何读不到它丰富的细节的。桑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以他的无奈——也以他独特的眼光、亲历和亲见，活生生、细节化甚至酷烈地来展开国策推行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实。
我们来看看书的开头：
决定是在头天上午党委会上做出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里形成的意见，竟然在第二天把十六个村的两万八千口人，推进了喧嚣无眠的长夜。
好一个喧嚣无眠的长夜！这是《十六个村庄的白夜》一文的开头，也是整部书的开头。那一天上午，党委会做出决定：在全乡十六个村庄征收超生子女费。于是，十六个村庄鸡飞狗跳的一幕拉开了。为了惩戒一位正要超生第三胎的超生户，数百乡村干部，紧握铁锤、铁镐，在村民的惊慌注目中，将超生户的一幢住房彻底撂倒，以惩戒户主超生……
十六个村庄发生的“喧嚣无眠的长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国策推行过程中，中国乡村上演的这一幕其实很典型。它动感十足，惊心动魄。它有强大的政策支持。在桑麻的这部书中，所谓喧嚣，还将以各种酷烈的面目出现——它将会一再地冲击读者的神经。
这第一篇里的第一人称“我”，是一名以暴力维护国策的乡党委书记。上世纪九十年代，桑麻有六年时间在河北邯郸县的某个乡镇工作。他也确实担任过乡党委书记。如此，这个“我”，是作家自己吗？不。那么，这个“我”与作家完全无关吗？也不。由于所涉题材的敏感性，桑麻对这个“我”做了很文学化的处理。“我”既非作者，也非与作者无关的旁观者。没错，在《十六个村庄的白夜》里，“我”是乡党委书记；在《只有一条路通往对岸》里，“我”是一个姓付的平固乡党委书记；在《以右臂的代价》里，“我”是一名计生干部；在《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里，“我”是村里的支村委员，一个小干部；在《劫夺阳光和呼吸》里，“我”是县计委的一名办事员；而在《深冬里，整个乡在疼……》里，“我”则是一个大家叫我小易的乡计划生育统计员……不管这个“我”如何地变化多端，在拆房、抓大肚子女人、打胎、检查计生工作、处理暴力案件等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事件中，读者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换言之，这个“我”始终是在场的。因为在场，在某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指认那些年中国乡村所发生的一切。此著非虚构的纪实性品质，使得书中的这个“我”，有点儿暧昧，实在需要读者细细辨认。
推前几年，我知道桑麻内心“叙述和写作的欲望始终不灭”，而桑麻的计生工作经历，让他的散文写作开始从题材上区别于他人。直到有一天，带着一个国策执行者应有的“紧张、疲惫、困顿、尴尬、压抑、忧虑、愧疚等种种复杂的体验”，内心还在“心存隐忧”的重重疑虑下，良知战胜疑虑，桑麻义无反顾地闯入了一个写作的深水区。我这样说，是在辨认了他所有的“我”之后，看到一个“真我”——作家本人的良知。
《以右臂的代价》的出版，《白鹿原》的作者、作家陈忠实有如下赞语： “（这部书）俨然是当今乡村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酷烈、坚硬的现实感本身即令人震撼且沉思。”作为同行，陈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部书“酷烈、坚硬的现实感”。
酷烈！正是这个词，贯穿了这部书。
酷烈，是以细节——并以喧嚣的行动来为这个细节涂抹上色彩的。
《时针偏离正午时刻》无大场面的酷烈书写，却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一把进入乡政府大院的刀——它握在一位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手上。大个子的老婆因生了二胎后又怀孕，计生办的人一次次的上门惹毛了他。大个子拿着刀寻衅来了。寻衅不成，这家伙开始“以刀尖对准自己，从肩膀上划下来……”我们来看看自残这一幕——作家出色的叙述才能：
他坐下来。我以为他累了想休息，然而我错了。他把右腿伸开，左腿蜷起，跟地面构成稳定的三角。他用嘴唇含住刀刃，让刃口从唇间走过。刀刃更加光滑。他倒握住刀柄，低头，盯住左股内侧。他用左手掐住一块肉，想掂起来。汗津津的肉像鱼一样从他手里滑脱。他再次狠狠掐住，以发泄他的不满，但还是滑脱了。他终于捏紧它，掂了起来。他把右手凑上去，一刀刺下，刀尖陷入肉里。他拔出刀子，换一个角度，平行削过去。血淋淋的肉跟大腿部分地分开了。他生气了，又补了一刀。成功了。获得自由的那块肉被他捏在了手里。
桑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他的确有着一般散文家所不具备的那一种刀尖抵着喉头也要将叙述进行到底的耐心。而且，桑麻散文有早期余华小说的那一股狠劲。
通过对计生题材的极致书写，桑麻在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中以其清晰的面容而无可替代。托实地说吧，以我有限的阅读，在桑麻之前，计划生育的酷烈，很难在非虚构文学中写得如此可触可摸，引发思考。
桑麻的这部书一定会使批评家们感到不安的，这倒不是他写了一个相对敏感的领域，而是他天生所具有的叙述热情——书中的细节太有力了，那些暴力的场景，好像不是散文所能直接支付给文学的，反倒更像以虚构见长的小说的叙述。不过，话说回来，计生工作中的难点和凶险之处，即使秉笔实录，虚构的小说也会为之逊色的。
叙述，见作者的观点。叙述也是一个好作家的看家本领。它是小说的擅长，但未尝不可以是散文正当而必要的手段。当此一个叙述的艰难时刻，将一桩活生生的事件客观地叙述出来，其实最需要作者的勇气。《以右臂的代价》正因为立足于多重身份的第一人称的叙述，隐隐约约地模糊了散文与小说的边界。而如果我们固执于这部书的散文文体，那么，当代散文因为有了桑麻这样的作者和这样的作品，散文的边界终于被打破也被拓宽了，一向强大的小说向散文稍稍退让出一步，而这一步，于散文而言，是很要紧的。
散文这文体，沉溺在私密、狭隘的回忆里不能自拔已经很久了。当散文在回忆的乱泥团里打转的时候，眼前的桑麻目光如炬，直面现实，凭借着卓越的语言天分，以其酷烈的乡村书写，为良知担责。桑麻说出了真实，也承担了“应有担当和无可逃避的责任”。